冬日的漢江，籠罩在一片灰茫茫的薄霧之中。
2006年12月28日上午10時許，陜西省安康市漢江北岸吳家臺村附近的沙灘上 ，一聲沉悶的槍聲過后，陜西漢陰縣鐵瓦殿道觀慘案的親手制造者邱興華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終點。
被害人家屬成了“沉默的大多數(shù)”？
自2006年7月16日案發(fā)，到其在家中被捕、一審、二審、到是否應該做司法精神鑒定的爭論，乃至最后斃命，邱興華一直是媒體和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他的家人也得到了來自政府、社會的幫助。
有媒體報道稱，邱興華的妻子目前已經(jīng)收到六七個人的捐款，大約有五六千元，其家人也用上了手機，可以隨時和外界聯(lián)系。
“但我們幾乎無法得到受害人家屬的任何信息，輿論過多地關注了邱興華和其家人，而有意無意忽略了受害人家屬貧困潦倒的生活狀況，”陜西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師齊蔚霞告訴記者，“受害人家屬好像集體失語，成了‘沉默的大多數(shù)’。”
刑案民事賠償部分成“法律白條”？
“我自幼智商較差，無文化，身體孱弱。熊萬成家境貧寒，我嫁給他后，家里的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務農(nóng)和他在鐵瓦殿謀事的一點微薄補助�，F(xiàn)在丈夫無辜被害，家里的主要勞動力失去了，我們惟一的頂梁柱也倒了，生活頓時陷入了絕境。我們孤兒寡母沒有一點依靠和指望，這一段時間主要靠親戚和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救濟施舍艱難生活。我知道這樣不是長久之計，但我絕望得不知怎么辦�！�
從去年9月份開始，被害人熊萬成的妻子尹行巧開始將這封求助信送往鎮(zhèn)政府、民政部門等單位，希望能得到救助，但目前還沒有任何反饋信息。
被害人宋道成家也是幾間舊屋，兩個兒子都在外打工。案發(fā)后，宋道成的兒子回到家里處理后事。對父親遇害，他們希望嚴懲兇手，也希望在生活上得到政府和社會幫助。
據(jù)漢陰警方辦案人員介紹，邱興華殺人案中的其他被害人家庭，都是社會底層的弱勢人群。在邱興華被抓捕歸案后，5名被害人家屬分別向法院遞交了民事訴狀，要求邱興華在經(jīng)濟上賠償他們的損失，但邱興華在法庭上一句“我愿意賠，但我沒錢”的回答讓他們大失所望。
“被執(zhí)行人沒有執(zhí)行能力，是導致刑事案件民事賠償部分執(zhí)行難的一個重要原因，”陜西省蒲城縣人民法院副院長蒙振勤對此發(fā)表評論說，“不少刑案民事賠償成‘法律白條’”。
建立救助基金保障受害人家屬權益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西北政法大學教授馮衛(wèi)國認為，近年來我國對被告人的權利保護方面取得了一定進步，但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助和救濟還比較薄弱。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建立國家對犯罪被害人和其家屬的救濟補償制度，附帶民事的刑事判決是否能夠執(zhí)行，是一個未知數(shù)。
針對這種情況，去年中央政法委明確提出：各地可積極探索建立特困群體案件執(zhí)行的救助基金，對于雙方當事人均為特困群體的案件，如刑事附帶民事賠償、交通肇事賠償?shù)劝讣纳暾垐?zhí)行人，當被執(zhí)行人無履行能力時，按一定程序給予申請執(zhí)行人適當?shù)木戎�，解決其生活困難，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
“既要保護犯罪人，也要保護被害人的權益，兩者之間要實現(xiàn)一種平衡，”馮衛(wèi)國說，“對被害人和其家屬的保護是有關國際刑事司法總則所倡導的，由國家出面通過多種方式籌集資金，建立救助基金，對被害人和其家屬進行救助是政府的義務。”
他介紹說，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新西蘭、英國、瑞典、法國、日本、韓國、美國一些州都先后建立了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中國臺灣地區(qū)在2002年也頒布了新修訂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這些法律和制度都值得我們借鑒。
馮衛(wèi)國教授認為，我國現(xiàn)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對犯罪行為造成的精神損害要求賠償，既與憲法和民事立法相沖突，也缺乏理論根據(jù)，這不利于被害人和其家屬合法權益的保護。
來源：法制日報；作者：臺建林、王更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