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17日電 最新一期《瞭望新聞周刊》載文指出，稅制改革“迫在眉睫”，但稅制改革只是整體改革中的一個方面，財稅改革需要在體制、政府預算、財政管理、稅制等各個層面展開，最重要的是財政體制改革。

　　稅制改革：重頭戲尚未登場

　　2006年伊始，“全面取消農業(yè)稅、個稅起征點提至1600元”兩項舉措，成為新一輪稅制改革自2003年拉開序幕以來最具實質意義的改革，這同時也在提醒人們，最受關注的“增值稅轉型、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統(tǒng)一”等，目前仍躑躅難行。

　　“現在仍是改革的大好時機”，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安體富指出，“2005年財政收入突破3萬億元已無懸念，中央財政充裕，為本輪稅改提供了大好時機”。然良機雖在，本輪稅改的重頭戲增值稅轉型、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統(tǒng)一等具體方案卻遲遲不見出臺。

　　文章提到，緣何欲改還休？是什么阻礙了中國的稅制改革進程？對于上述疑問，安體富有些無奈，“認識上應該沒有問題，哪怕反對者，也認為改革是大趨勢，人們最擔心的，還是財政承受能力，而從現在情況看，應該問題不大�！�

　　以增值稅轉型為例，安體富指出，2004年經濟形勢出現局部過熱，原本準備年初推行的增值稅轉型東北試點，一直拖到了10月，同時為進一步減少財政壓力，實行雙增量抵扣。即只對東北三省8個行業(yè)，當年新增的固定資產中的機器設備進行增值稅抵扣，并且要用當年新增增值稅稅額抵扣。從2004年7月1日到2005年6月30日，實行一年的情況來看，整體應抵扣40億元，實際抵扣了27.5億，另外12.5億元沒有得到抵扣，緣于有些企業(yè)當年沒有新增的增值稅稅額。與原來估計會減收150億元相比懸殊。而東北三省8個行業(yè)的GDP、工業(yè)增加值、機器設備大體占全國的十分之一，所以，如果全國推行，減收400多億元，對財政的影響非常有限。

　　如果增值稅轉型更多的是對財政減收的擔心，那么，兩稅合一不能順利出臺的原因又是什么？安體富指出，主要是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礙，包括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商務部門擔心兩稅合一影響外資進入，而地方利益主要表現在對沿海開放地帶的外商投資企業(yè)的稅收優(yōu)惠上，這實際上是一筆巨額的級差地租。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培勇看來，兩稅合一遲遲不能出臺，也耽誤了增值稅的轉型，他認為，從推進改革的角度講，最好的辦法是把增值稅的改革、企業(yè)所得稅的改革捆綁在一起，打包出臺。但現在由于企業(yè)所得稅改革不能按時出臺，增值稅的改革何時推廣也成了懸念。

　　兩稅合一：可另辟蹊徑

　　“兩稅合一應盡快推行，不能就此停滯不前”，安體富指出。經濟發(fā)展對稅收制度的變革提出了緊迫要求。財政部稅政司史耀斌司長認為，目前整個經濟發(fā)展有兩個最大的特點：一是經濟的全球化使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游離于世界之外，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很多新問題的解決需要稅收制度的接軌與配合；二是中國的經濟已經逐漸從粗放增長向集約增長轉變，為了優(yōu)化經濟結構，從2005年開始切實進行了一些安排。這兩點都要求稅收制度必須改革。

　　安體富認為可以另辟蹊徑，做兩手準備：一是，考慮到不同意見，兩稅合一后，可以對外資企業(yè)的優(yōu)惠政策暫時不動，但有一點需要調整，即對外資企業(yè)所得稅起征時間要與中國企業(yè)統(tǒng)一(此前外資企業(yè)是從獲利才開始交納，而中國企業(yè)的所得稅是從經營即開始征收)；二是，如果兩稅合一暫時難于進行，建議先調整內資企業(yè)所得稅制，而且由于“內資企業(yè)所得稅”是國務院的條例，修改不需要經過人大，推進較為迅速。調整的內容應主要包括：將現行33%的稅率降到25%左右；取消計稅工資，改按實際發(fā)放工資在稅前扣除；此外，企業(yè)的廣告費、業(yè)務宣傳費、用于公益和救濟性的捐贈等都應比照對外資企業(yè)的辦法在稅前列支。

　　體制改革：尋找集權分權結合點

　　文章指出，財稅改革中的各種利益關系膠著，在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所所長王雍君看來，實質是中國財政體制還沒有找到集權與分權最好的結合點。也正因此，他認為，中國當前財稅改革最為重要的是體制改革。而且核心是集權和分權的關系。

　　王雍君強調，改革的核心問題不是簡單的集權或者是簡單的分權，當前，各級政府應該為分權創(chuàng)造條件。在他看來，分權體制的核心，是財政的決策權更多地下到地方，包括支出決策權、預算決策權以及部分的稅收決策權。從發(fā)達國家的經驗看，分權體制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實踐也證明，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信息的把握，地方政府更有優(yōu)勢。尤其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技術進步、民主進程的推進，都加強了分權體制的優(yōu)勢。

　　“中國要推進分權體制，還必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王雍君指出，一是政府要有足夠的能力，包括決策水平和管理能力；二是責任建設，體現在對公共資源的取得、使用以及使用結果承擔明確的責任。并且，地方政府應該對當地人民負責而不是對上級政府負責，否則就沒有花好人民的錢的動力。 (記者 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