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

　　7月25日，經濟學家茅于軾在報紙上表明了他對窮與富的態(tài)度。不出所料，老先生在網上被一些人罵了，以致8月9日他又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分析網上罵人》。

　　此前不久，也有人因為“替富人說話”挨盡了一些網友的罵。7月23日，提交省十屆人大常委會28次會議審議的《湖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草案)》，因為覺得“社會撫養(yǎng)費并未成為阻擋‘大款’超生的門檻”，規(guī)定成倍提高繳費標準：違法多生育一個子女的，按照其上年度總收入的2倍至6倍征收社會撫養(yǎng)費。在民間輿論的一片歡呼聲中，有評論不無擔心地指出：重罰富人超生是迎合多數(shù)人暴力——這一說法，也被一些網民以“人體排放的某種氣體”相喻。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新浪網新聞中心聯(lián)合開展了一項調查。在7916名參與者中，有65.3%的人坦承，自己在看待一件事時，會因為當事人是富人還是窮人而看法有所不同。

　　回到“重罰富人超生”上，反對的聲音似乎在情在理：這種對富人的選擇性重罰缺乏法律依據(jù)，也不是遏制超生最好的途徑；“今天在重罰富人超生上，你是那個站在多數(shù)人隊伍中歡呼的人，在這種多數(shù)人的暴力下，總有一天，你也會在某個問題上成為被剝奪和侵害的少數(shù)人。”

　　反對“重罰富人超生”也會挨罵，為茅于軾的話做了一個注腳。茅于軾說，現(xiàn)在社會上為窮人說話的人很多，替富人說話的人很少。另一方面為富人辦事的人很多，為窮人做事的人很少。因為窮人是弱勢群體，哪怕說錯了，頂多是技術性錯誤；為富人說話則不同，話還沒有說，立場先已經錯了。至于做事，為富人做事是有酬勞的，所以大多數(shù)人愿意為富人做事。而為窮人做事很難有酬勞，所以為窮人做事的人比較少。

　　在這次調查中，89.8%的人認為，社會中確實存在茅于軾先生所說的這種現(xiàn)象。

　　一段時間以來，在我們的社會里，窮富之間忽然裂開了一道深深的鴻溝。這道鴻溝不僅僅意味著收入的差距，更表現(xiàn)為一種心理上的對立�？少Y佐證的一個例子是，普通汽車出車禍往往反響不大，但“寶馬撞人”一定群情憤懣，甚至有人開玩笑，“奧拓車主打人是人民內部矛盾，寶馬車主打人，那就是階級矛盾�！�

　　人們不滿的，當然不是財富——這也是他們追求的目標。本次調查發(fā)現(xiàn)，盡管輿論對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為富人”。

　　“我就是想混進富人陣營里去凈化他們�！庇袇⑴c者開玩笑地說。

　　誠如他所言，富人的形象，目前確實不佳。本次調查中，參與者被要求在若干個正面、負面詞語中，選擇三個詞來形容現(xiàn)在的富人，結果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奢侈(57.1%)、貪婪(52.7%)和腐敗(45.0%)，然后才是聰明(33.1%)和勤奮(31.7%)。

　　學者丁學良分析，之所以富人形象不佳，招致民眾這么多的抱怨，是因為在人們怎么致富、致富的程序以及致富以后財富怎樣處理這些事情上的相關法律和程序都還沒有跟上，以致人們在他們的生活經驗中發(fā)現(xiàn)，很多快速致富的人不是正正當當按法律和政策致富的，而是依靠特殊的關系、門路甚至是腐敗和犯罪。這讓那些沒能先富起來的人覺得非常不公平，而那些富起來的人也覺得非常不牢靠。

　　也有論者指出，在許多發(fā)達國家，富人自己花錢小心翼翼，但給社會捐款則爭先恐后。相反，中國的許多富人只用財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沒有任何精神傳統(tǒng)對其窮奢極欲進行制約。在富起來之后，很多人首先是通過炫富來獲取世人的艷羨。

　　本次調查顯示，91.2%的人認為，富人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調查同時顯示，大多數(shù)人認為，更多社會責任并不意味著，違反法律、規(guī)定要受到更為嚴厲的懲罰。

　　“隔閡與對立對誰都沒有好處，我們需要的是改變，而不是打倒。其中首要的，不是窮人要改變什么，而是富人要改變什么。”有參與調查者這樣表示。 （唐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