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北京文化論壇丨索羅寧:人類何以從文明起源的“共性”,走向前途命運的“共建”?
中新社北京9月11日電 題:人類何以從文明起源的“共性”,走向前途命運的“共建”?
作者 索羅寧 俄羅斯?jié)h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教授
文明多元性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是兩個抽象的概念,但二者所蘊含的實質內容,均有著相對應客觀存在的現象作為支撐。
所謂“多元性”是由于不同民族的歷史、地理、語言之不同而形成的。所謂“共同體”乃是基于人類統(tǒng)一起源,代表人類共同追求和期望等。文明多元性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雖是現代的說法,但人類思想自古以來都存在著類似的想法。哲學、宗教、文學等領域承認人類內部差異的同時,同樣強調人類命運的共同性,也強調人類的共同命運。
文明不可獨立盛興
作為研究中古史和中亞的學者,我很早就開始關注不同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普遍性。這就是說,從來沒有一個文明是完全獨立盛興起來的,甚至最“隔離”的古代文明如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以及“隔離”的語言如古西伯利亞羯語中,都可以發(fā)現與其他文明互動交接痕跡。甚至在基本沒有借詞的梵文詞匯中也有小部分的外來詞。有時因為我們的知識有限,我們仍無法從科學角度正確處理這些痕跡,但其客觀存在是無疑問的。
應該提出的是,文化交流的范圍包含人類生活各種不同方面。部分學者認為吐火羅語中與“建筑”有關的詞匯均來自古漢語,同時古漢語中與“馬”相關的說法可能來自某種印歐語。所以無論從語言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來看,都可以發(fā)現豐富的文化交流痕跡。文化、語言等交流引起文明之間的交融,甚至導致了圓融文化的形成。圓融文化可見于東方和西方文明歷史上,其中公元前地中海地區(qū)希臘風格(Hellenistic)文化就包含了希臘、埃及、敘利亞等的融合。中華文化在境外的傳播,使得周邊不同民族大量吸收了中華文明的內容,也就是引起圓融文化的盛興。
圓融文化盛興的主要原因在于人類的共同體。不同民族雖然有其特色和差異,但基本來源是一致的,也是共同的。人類的祖先是共同的,并且部分學者認為世界所有語言均是從某種“世界語”產生出來的?!笆澜缯Z”并不是某種最早的或唯一的語言,是所有存在語言的祖先語言而已,其他上古語言則消失無蹤。就因為存在如此共同的基礎,人類不同成分才能夠相互理解,發(fā)展共同的語言,人類之間的交流是無障礙的。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我們的不同語言基于共同原則,我們才可以學外語,可以旅游,看懂國外電影、欣賞表演和聽音樂。
“多”與“一”
從以上內容可見人類的共同性。傳統(tǒng)中國哲學早已體會此道理??梢娙寮摇叭酥?,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的觀點是正確的,也就是代表這個道理。“人之初”的說法不限于個別民族,具有普遍性含義?!靶韵嘟贝砉餐w,“習相遠”代表文化的多元性?!靶浴笔窍忍斓?,“習”代表文化,是屬于“后天”的范圍。這樣可見,“共同性”導致人類的“共同命運”,而人們所學的不同內容界定人類文化的“多元性”。
可見,就是因為有共同體才能有多樣性。同樣,漢傳佛教比較早就有“非一非異”的說法,其實也代表類似概念。其內容與“多元”和“共同”頗為接近:各種不同現象雖然有其獨特價值,值得我們尊重、學習和研究(即是“非一”),我們也得承認其核心內涵不互相否定(即是“非異”)。也可以說,表面上森羅萬象,一個毛孔里也能包容琳瑯滿目的實物。漢傳佛教所謂“開種種之門,方便雖陳于萬法。入圓圓之海,旨趣皆歸于一乘”的說法屬于宗教意義,實際上代表人類的共同期望和追求,其實現途徑可以是不同的。這些不同途徑的會合才是“圓融”的意思,即“多元性”文明之間的交融才是人類共同愿望的實現。
“多元性”以“多”字為主,“共同命運”可以總結為“一”字。我們從傳統(tǒng)中國思想可以知道,無論是“多”、還是“一”并非是絕對意義的范疇。相反,只有“多”才能有“一”,“多”也是由許多“一”組成的。如此,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一即多,多即一”的理論,早已反映于“多元性”和“共同命運”的內容之中了?!耙弧庇衅渚唧w價值和意義,但不否定許多“一”的共同“理”;共同“理”也支持個別“一”的獨特價值,即是所謂“事事無礙”。
我們需要盡早體會這些思想,并以之為人類互動交流的指南和基礎。古人早已了解這些道理,我們也得學其之道。
在人類文化中,自古以來都有共建命運的前提。文化傳統(tǒng)一貫古今,即是古代的內容值得我們現在了解和學習。人類的共同起源即是“共性”,代表了我們“共建”的前途?!白鹬亍奔创砦覀儭肮步ā钡倪^程、和諧圓融的形態(tài)。古人能為之,我們基于文化傳承之不斷性,也能為之。(完)
作者簡介:
索羅寧,1969年生人,俄羅斯國立圣彼得堡大學博士畢業(yè),曾任圣彼得堡大學、臺灣輔仁大學、臺灣佛光大學等學校教職員。2010年任美國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員,2013年迄今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西夏研究,宗教歷史研究,語言學,文獻學等。共在國內外不同頂級期刊發(fā)表數篇文章。專著有《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大鵬展翅:藏傳新舊密咒在西夏傳播》,Santideva's Bodhicarayavatara in Tangut Translatio (與荒川慎太郎共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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