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交流始于漢朝
公元1世紀時,班固所著《漢書》在《地理志》中提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即指日本南部九州島上的人民。據(jù)《后漢書》記載,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國即開始交往,光武帝賜以印綬。18世紀,在九州北部福岡發(fā)掘出的金印上刻有“漢委奴國王”字樣(此印收藏在福岡市博物館),從實物上證明一千九百年以前中國和日本已建立了密切關系。
二、日本遣隋使
589年,隋王朝統(tǒng)一中國。當時,日本正值圣德太子(574年至622年)攝政。為了加速移植先進的中國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紀開始向中國派遣使節(jié)及留學生、學問僧等,從此兩國使節(jié)往來絡繹不絕,兩國間的友好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為使節(jié)訪問隋朝。一般認為,這是日本遣隋使的開始。隋煬帝也于608年任命林文郎、斐世清為使節(jié)陪送日使回國。據(jù)《隋書•東夷傳》記載,日本天皇為此新建了賓館,并派出彩船30艘熱烈歡迎。隋使進入日本京城時,日本方面派遣數(shù)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給予了隆重的接待。
三、友誼的橋梁——遣唐使
我國唐代經濟和文化高度發(fā)展,給周圍各國以積極影響。據(jù)日本史書記載,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間,共任命遣唐使達19次,其中一次是為了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國,稱“迎入唐使”,3次是為了送還唐朝赴日的使臣,稱“送唐客使”,另有兩次任命后終止,正式派遣而到達唐朝的共有13次。
日本初期派出的遣唐使規(guī)模不大,一般每次出動一、二條船,每船約載120人。8世紀后,規(guī)模擴大,組織完備,制度也大體固定下來。一般每次五、六百人,分乘四只船前來中國,因此,“四只船”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已經成為遣唐使的同義語。遣唐使的官員有大使、副使、判官、錄事,其重要任務之一是迎送留學生和學問僧。許多遣唐使、留學生及學問僧的學術和藝術造詣至今仍被廣為傳頌。
作為對遣唐使的回聘,唐王朝曾多次向日本派遣使節(jié),密切了相互關系。中國的書籍、貨物等也隨兩國使節(jié)大量輸入日本。621年,唐王朝開始發(fā)行貨幣“開元通寶”,通過中國使節(jié)和日本遣唐使,被大量帶入日本,在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的日本全國曾被大量發(fā)現(xiàn),有數(shù)萬枚。1970年10月,在中國西安南郊何家村,即唐朝長安城興化坊原址,出土了五枚賀廓方孔“和同開爾”銀幣,它是日本元明天皇和銅元年(708年)仿唐朝“開元通寶”的形狀鑄造發(fā)行的。
四、唐皇詩贈遣唐使
唐玄宗李隆基曾接見遣唐使藤原清河并作詩相送,詩云: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全朝。
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五、日皇與“漢詩”
嵯峨天皇(786年至842年)于809年即位,在位14年。嵯峨天皇通經史、善詩文,長于書法,被稱為日本“三筆”(三大書法家)之一。他在位期間大力提倡漢學(漢學系指中國文化,當時尤指我唐代文化),對日本漢學的繁榮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下錄其漢詩(直接用漢字賦詞在日本稱之為“漢詩”)三則,可見一斑。
早春觀打球
芳春煙景早朝晴,使客乘時出前庭。
回杖飛空疑初月,奔球轉地似流星。
左承右礙當門競,群踏分行亂雷聲。
大呼伐鼓催籌急,觀者猶嫌都易成。
與海公飲茶送歸山
道俗相分經數(shù)年,今秋晤語亦良緣。
香茶酌罷日云暮,稽首傷離望云煙。
漁歌子
江水渡頭柳亂絲,漁翁上船煙景迷,
乘春興,無厭時,求魚不得帶風吹。
漁人不記歲月流,淹泊沿回老棹舟,
心自效,常狎鷗,桃花春水帶良游。
青春林下度江橋,湖水翩翩入云霄,
煙波客,釣舟遙,往來無定帶落潮。
溪邊垂釣奈樂河,世上無家水宿多,
閑釣醉,獨棹歌,洪蕩飄飄帶滄波。
寒江春曉片云晴,兩岸花飛夜更明,
臚魚膾,莼菜羹,餐罷酣歌帶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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