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愛國青年到馬克思主義者

　　湖南學生聯(lián)合會和《湘江評論》等期刊雖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積極分子仍然在毛澤東領導之下開展秘密活動。首先是驅張運動。1919年11月，湖南學聯(lián)發(fā)出“再組宣言”，繼續(xù)開展各種活動。這時，在北洋軍閥內(nèi)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沖突。直系的吳佩孚在進攻湖南時本是很出力而且有“功勞”的，但湖南省長兼督軍的位置卻被皖系的張敬堯占去了。駐在常德的馮玉祥，對張敬堯也表示不滿。

　　毛澤東認為張敬堯已處于孤立的地位，驅逐他出湖南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F(xiàn)在只要人民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就可以達到驅張的目的。首先就是學生和教育界有組織的行動。于是，毛澤東領導新民學會會員們立即召集學聯(lián)積極分子，商量發(fā)動全省學校總罷課，聯(lián)絡省內(nèi)省外力量開展驅逐張敬堯運動。經(jīng)過日夜緊張活動，結果，全省各校學生一致罷課，表示反張。全省罷課實現(xiàn)之后，以新民學會會員為領導核心的學生界教育界組織“驅張代表團”，分頭到北京、衡陽、常德、上海、廣州等處活動。

　　1920年初，直、皖兩系的斗爭更加尖銳化了。5月下旬，吳佩孚率部由衡陽北上，經(jīng)長沙去武漢。原在湖南的譚延闿、趙恒惕趁機前進，向張敬堯節(jié)節(jié)進逼。張敬堯的部隊不戰(zhàn)而潰，他也于6月11日從長沙倉促出逃。這是湖南人民運動的一個大勝利。毛澤東親自指揮，籌劃了這一次反軍閥的運動。他認為這個斗爭就是許久以來大家所宣傳、發(fā)動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官僚強權、反對賣國政府的斗爭；就是愛國運動和改造社會運動的一項實際行動，也是對付和改造當時湖南環(huán)境的一個必要行動。

　　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為了要求撤辦張敬堯，毛澤東率領的驅張代表團在京先后進行過7次請愿活動。毛澤東還作為請愿代表，義正詞嚴地向國務總理靳云鵬提出了驅張要求。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xiàn)在報上各種驅張通電和新聞里，他的社會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干越來越引人注意。病重在床的楊昌濟特地致信當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章士釗，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nèi)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毛澤東還特地拜訪了他的老師李大釗，向他匯報了湖南青年運動的情況。李大釗為進一步引導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特意向他推薦了一批有關共產(chǎn)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中文書籍，其中有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chǎn)黨宣言》節(jié)譯本和柯卡普寫的《社會主義史》等。受李大釗的影響，毛澤東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很注意報刊上發(fā)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當時能夠找到的為數(shù)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那時，和毛澤東交往密切的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舉辦的“亢慕義齋”(“亢慕義”是德文“共產(chǎn)主義”的譯音)，油印了劉仁靜翻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毛澤東于1920年2月間給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說：“即我，歷來很懵懂，很不成材，也狠(很)少研究。這一次出游，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覺得這幾種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崩畲筢撏扑]的這些書，對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產(chǎn)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促使他樹立起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第一次在北京時毛澤東已經(jīng)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此次赴京更建立了他對這個偉大學說的完全的信仰。從這時起，他就毫不猶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大道。

　　這一時期，毛澤東對留俄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他寫信給新民學會留在長沙的朋友們，計劃組織赴俄勤工儉學。但他自己當時仍堅持暫不出國，愿意在國內(nèi)自己研究各種學問，特別是對中國的情形加以實地的調(diào)查、研究，并以長沙為基地。

　　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會在上海成立。這是一個尋求如何改造和建設湖南的群眾性政治團體。由彭璜、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發(fā)起，由旅滬的一些新聞界、教育界人士組成。毛澤東決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領的驅張代表團會合，商討下一步的行動計劃。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討湖南建設問題。毛澤東同彭璜等幾經(jīng)討論，草擬了《湖南人民自決宣言》，在上海的《天問》周刊及《時事新報》發(fā)表。6月11日，張敬堯被逐出長沙，湖南政局發(fā)生重大變化。如何在湖南建設民治這個新問題，立刻被提到湖南人民的面前。14日，毛澤東在上�！渡陥蟆飞习l(fā)表了原先寫好的《湖南改造促成會發(fā)起宣言》。這個月內(nèi)，毛澤東還接連在上�！稌r事新報》上發(fā)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湘人為人格而戰(zhàn)》、《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等文章，闡明他的主張。毛澤東深深感到，張敬堯走了，還會有新的張敬堯回來。根除的辦法是廢除督軍、裁減兵員，以“推倒武力”統(tǒng)治；以銀行民辦、教育獨立、自治建設及保障人民權利等，達到“實行民治”的目的。這樣做的先決條件，是“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他認為，一省一省的問題解決了，將來合起來便可以得到全國問題的總解決。

　　陳獨秀這時也在上海，正同李達、李漢俊等籌組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毛澤東向陳獨秀談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計劃，征求意見。陳獨秀同毛澤東談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內(nèi)容，并以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熾熱的革命情懷感染了毛澤東。從這時起，毛澤東轉變成了一位信念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十多年后他同斯諾談話時還提到了此次談話對他一生的深刻影響：“陳氏的堅決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腦海里，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薄霸谖业纳�活中，這一個轉變時期，可以說陳獨秀對我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

　　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已經(jīng)成為了堅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回到了長沙。這時，他在長沙從事革命活動的范圍一天天擴大，更加深入了。為了有一個落腳點，必需有一個社會職業(yè)。毛澤東于是受聘作了湖南一師附小的主事(即校長)。同時兼作湖南一師校友會(包括已畢業(yè)的舊同學)的會長。不久以后，他又破例被聘請為湖南一師國文教員。

　　回長沙后，毛澤東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加者有新民學會會員、湖南學聯(lián)干部和個別進步教員。會員都讀《共產(chǎn)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書，研究俄國革命、第三國際狀況等等，并結合中國和湖南的革命實際，經(jīng)常開會討論。

　　1920年8月間，毛澤東又聯(lián)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進步人士組織“俄羅斯研究會”，發(fā)起留俄勤工儉學運動，使湖南一些進步青年得以到蘇聯(lián)留學(其中有任弼時、蕭勁光等)。10月，毛澤東在湖南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許多新民學會的會員入了團。此后新民學會便逐漸結束了活動。會員中間也起了分化：少數(shù)人落伍了，個別的后來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終前進的分子，在毛澤東的影響與領導下，成為了共產(chǎn)主義者。毛澤東的這些革命活動，都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時為建立共產(chǎn)黨做了各種準備。

　　1920年12月底，蕭子升從法國回國，帶來蔡和森于9月16日寫給毛澤東的長信。蔡和森在信中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chǎn)黨及其國際組織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chǎn)黨”。毛澤東于1921年1月21復信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jù)”，“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泵珴蓶|給蔡和森的回復，態(tài)度鮮明地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信仰。他說這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選擇。40年后，他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干革命的問題。我那時當小學教員，當時也沒有共產(chǎn)黨，是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干�！�

　　五四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zhàn)爭�！泵珴蓶|在五四運動前后的活動正為湖南成立共產(chǎn)黨在思想上、干部上準備了條件。

　　(《黨史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