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教師的啟迪:提出了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我不是從事中國古典詩詞，特別是毛澤東詩詞研究的專業(yè)工作者，只是出于閱讀的愛好，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沁園春·雪》的許多史實訛傳極為不滿，而投身于這個行列。20世紀80年代初，我寫了關于毛澤東《沁園春·雪》詞在重慶傳誦及其斗爭的第一篇文章，在《重慶日報》和《重慶文史資料》上先后刊出，受到一些讀者的青睞，和前輩、專家、友好的關注。其中有一位從未見過面的年輕讀者李建中，自1981年11月開始，同我建立了通訊關系，直到1983年1月�，F(xiàn)在我手中還保存著他寄我的幾封來信，使我深受啟迪。

　　從來信了解:李建中是陜西師范大學榆林專修科的一位青年教師。1981年，他正在陜西師范大學進修當代文學，畢業(yè)論文的題目是:《關于〈沁園春·雪〉本意的探釋》。他從毛主席和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詩詞研究會學術組和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毛澤東詩詞》教研組合編的《研究動態(tài)》第5期(1980年5月1日)得知，重慶市政協(xié)文史辦公室正在協(xié)助重慶師范學院黃中模老師《〈沁園春〉詞話》一書編寫、出版的消息，特以“渴望的讀者李建中”的名義，寫信寄重慶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從而和我建立了書信往來。我把刊在《〈沁園春〉詠雪詞在重慶傳誦期間的一場斗爭》，和《〈沁園春〉詠雪詞在重慶傳誦的經(jīng)過若干史實材料補遺》兩文的《重慶文史資料》第一輯和第十一輯寄贈給他。承他“謬贊”，“冒昧建議”:

　　《沁園春·雪》一詞，多年來一直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近年來出版的大學中文系現(xiàn)、當代文學史和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選講中，都把它作為毛主席詩詞的代表作，重點介紹，但對這首詞的有關填寫、發(fā)表等有關史實和時代背景和正如你的文章所指出“互有出入”。因此，你的文章對研究這首詞章，而且對大中學校的教學都有參考價值。但你的文章是刊登在《重慶文史資料》這種“內(nèi)部發(fā)行’”刊物上，一般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教師和中學老師都不易看到。因此，我建議你投向發(fā)行量大的教育雜志或理論刊物上發(fā)表，更有意義。

　　“意見”并在來信中對我文章中的某些失誤，作了校正。指出:

　　《〈沁園春〉詠雪詞在重慶傳誦期間的一場斗爭》注釋①關于“劉綬松:《讀毛主席詩詞》，《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9年第七期”這一條，原文是，1959年第九期。是否打印、排字疏漏，請查實核正。

　　就年齡而論，李建中比我年輕:但就學識而論，他是專攻中國文學的老師�！奥劦烙邢群螅�術業(yè)有專攻”。我在和他通信中經(jīng)常提出一些問題同他商量、討教。承他不棄，坦索陳詞，講了一些想法:

　　《沁園春·雪》的研究有兩大題目:一是對這首詞章有關史實的考證，一是對這首詞章本意的講解。第一個問題，先生的兩篇文章已經(jīng)完成了;第二個問題，尚待后人去繼續(xù)研究。不過把第一個題目作出來了，第二個題目就好作了。

　　近年來，關于考證《雪》詞的文章，我讀過好幾篇。除吳祖光《話說〈沁園春·雪〉》的回憶文章，是從一個方面來說明一些問題外，其余文章大都只是一些點滴考證。先生的兩篇文章內(nèi)容豐富，史料詳實，把有關《雪》詞的歷史事實、寫作時間、發(fā)表時間、刊物、錄贈柳亞子的經(jīng)過、手稿、用詞變異、發(fā)表后的斗爭等等都搞清楚了。是對《雪》詞研究在歷史考證方面的重大成果。解決了人們長期以來想要知道而一時又弄不清楚的一些問題，達到了寫作的目的。但還有兩個問題，想請予以指教:

　　一、《沁園春·雪》的寫作時間，于1936年2月在東征途中，這種說法是大多數(shù)人都認可的。但具體的時間、地點在幾篇文章中說法不一。想請先生進一步作些說明。

　　在你《斗爭》一文中講到郭老的兩首“和詞”，“其二的具體寫作時間沒有標明，請進一步查實。

　　二、關于詞義問題，在我讀過的文章中很少涉及。先生的文章是屬于史實考證，但許多地方也涉及到這個問題。

　　關于《雪》詞的主題，我以為是通過壯寫北國風光，評說古代英雄作為鋪墊，來抒發(fā)詩人的宏圖、抱負。在我讀的許多文章中，雖然也講到了，但都講得非常膚淺。根據(jù)我的理解，《雪》詞的主題，有說是對反動勢力的批判，如郭老的《摩登的唐·吉訶德的一種手法》;有的說是詩人抱負的流露，如臧克家1956年在《中國青年報》發(fā)表的《雪天讀毛主席詠雪詞》，錫金的《詠雪詞話》也有避而不談或作含糊說明的，如周振甫、張滌華等等的講解之作;也有文章以流行的“大批大判”的手法，即批判了封建主義，歌頌了無產(chǎn)階級等等。我曾經(jīng)作過這樣的思考，其中一個是:把這些年來有關研究和闡釋《沁園春?雪》的文章中提出的各種不同意見匯集起來，加以深入研究。其中包括聶紺弩的《毛詞解》，《和平日報》上楊依琴的《毛詞<沁園春>考證》，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頭》，以及1945年在《文化先鋒》上刊載的危漣漪的《毛澤東“紅妝素裹”》等等。我建議先生把這些文章搜集起來，編寫一本冊子，再寫一篇比較有份量的文章，與先生已經(jīng)編輯出版的《〈沁園春·雪>考證》合成一輯，就更有意義了。

　　我與李建中神交數(shù)年，后來因為其他工作的牽扯，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我大病一場，包括同李建中在內(nèi)的許多朋友都中斷了通信關系。我原來立下的許多“宏愿”都被迫擱了下來。1998年下年，我大病初愈，又才重操舊業(yè)，把這許多年來積累的有關毛澤東《沁園春·雪》的新的史實材料，在原有幾篇文章的基礎上，重新草成《毛詞<沁園春·雪>》公開發(fā)表，就此對這個問題的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劃上一個句號，進而遵循李建中的建議，把對《沁園春·雪》的“史實考證”和“詞義詮釋”結合起來，那就更加完美了�？上�我因年齡和病的關系，已經(jīng)實無能為力，深以為憾，只有寄希望于賢達了。

　　李建中同我中斷通信關系已經(jīng)多年，現(xiàn)在人在何處？情況如何？不得而知。遙祝我們在共同耕耘的百花園里，將會迎來一個絢麗的春天！

　　《紅巖春秋》(2008年第4期)

　　文◎尹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