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秦桂貞,依然一人獨居。她已搬到一幢花園洋房的底樓居住。她告訴我,這是老東家許小姐的房產,免費給她居住。她說,許小姐和丈夫鄭先生對她極好。她指著屋里的電話對我說,這電話就是他們給我裝的。許小姐、鄭先生現在香港,每隔些日子,總是給她打電話,問寒問暖。她生病,他們匯錢來給她。她指著屋里的微波爐說,那是許小姐和鄭先生的孩子寶寶送的。寶寶如今在美國學有成就,很有出息。她感嘆地說:“這才叫好人有好報!”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江青的時候,從上海前往北京的出庭者有鄭君里夫人黃晨和秦桂貞。
秦桂貞常常被說成是藍蘋(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保姆。其實,那時候藍蘋很窮,還雇不起保姆。秦桂貞是藍蘋借住的房東家的保姆。
秦桂貞是江青30年代在上海時的好友。江青在當時發(fā)表的《一封公開信》中,便曾兩處提到她……
那是在1936年4月,當時叫藍蘋的江青,在上海和影評人、演員唐納結婚。這是江青第二次結婚;槎Y在上海青年會及杭州六和塔舉行。上海各報紛紛報道。才過了兩個月,就發(fā)生婚變。唐納為此兩度自殺(未遂)。一時間,上海各報競相刊載唐納兩度為藍蘋自殺的新聞,鬧得滿城風雨,稱之為“唐藍事件”。
不久,藍蘋又與有妻、有子女的導演章泯同居,輿論更是一片嘩然。
面對輿論的強大壓力,藍蘋在1937年6月5日上海出版的九卷四期《聯華畫報》上,發(fā)表了《一封公開信》,為自己辯解。她這樣寫及唐納:
“他又來了,進門就罵我,我請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媽上來,但是他竟把房門鎖了,急得我那個善良的阿媽在外邊哭,可是我呢?我卻平靜得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讓他罵罵出出氣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罵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沒受過的侮辱,他罵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騙他……”
藍蘋還寫道:
“在一個夜里,他又來了,就這樣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們關著房門,阿媽和朋友都敲不開。我瘋了,我從沒有那樣大聲地嚷過,這一次他拿走了他寫給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說登報脫離關系,但是他并沒有登……”
藍蘋一再提到的那位“阿媽”,便是秦桂貞。
我在1986年7月前去采訪秦桂貞。記得,那一回,我到了上海南京路她的寓所,她卻強調必須辦好手續(xù)才能接受采訪。無奈,我只得再去她的單位,請黨支部書記寫了同意采訪的條子。她雖不識字,但是認得黨支部書記的筆跡,見了條子,這才跟我談她和江青的往事。
后來我才知道,秦桂貞是一位組織性很強的老人。凡是在她看來重要的事,她都要向黨支部書記請示,盡管她并不是中共黨員。
秦桂貞一頭銀灰色短發(fā),常州口音,說話有條有理。
那一回,她談了許多當年與藍蘋交往的情況,但是有的情況她沒有談。
自從《江青傳》出版以后,我送書給她。她請別人給她讀了《江青傳》。她以為那本書為她出了心中的冤氣,所以對我有了信任感。
我再度采訪她的時候,她毫無保留地談了她所知道的一切……
從此,我與她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有時候在春節(jié),有時候在中秋節(jié),我和妻一起去看望她——我們并不僅僅是采訪者與被采訪者的關系,而是很好的朋友了。
秦桂貞和江青同齡,都屬虎,生于1914年。
1995年,我和妻曾用車接她到上海環(huán)龍路,去尋找藍蘋、唐納當年的住處。
我們一起來到了當年的“上海別墅”。她拄著拐杖,舊地重游,不勝感慨。她告訴我,已經四十多年沒有去那里了。她熟門熟路,帶著我們來到弄堂底的一座三層樓房。那房子仍保持原貌。
她來到底樓的灶間,說她當年當傭人,每天在這里燒菜,而藍蘋住在二樓的亭子間,進進出出都要經過這底樓的灶間。
秦桂貞說,她是許家的女傭。許家住在三樓。許家是二房東,把二樓的亭子間租給了藍蘋。
秦桂貞如今上樓,每走一級樓梯,都要歇一口氣。她說,當年她每天飛快地上上下下,不知要跑多少趟。光是每頓飯,就都得由她從底樓送到三樓許家。她總是把樓梯擦得干干凈凈。
秦桂貞帶著我們上了二樓,來到藍蘋所住的亭子間。這是一個不多見的直角三角形的房間。三角形的頂端是一個小小的衛(wèi)生間,裝了一個坐式抽水馬桶。房間大約十來個平方米而已。有一扇窗。秦桂貞回憶說,當時,窗下放一張書桌,桌上有臺燈。三角形的直角處,放一張雙人床。床下放著皮箱。另外,還有兩把椅子。這便是藍蘋住處的全部陳設。由于人們不喜歡住這三角形的房子,所以租金最廉。也正因為這樣,底樓的那間三角形房子,作了灶間,而三樓的三角形房間,成了傭人秦桂貞的住房——她與藍蘋的房間只隔著一層樓板。
秦桂貞忽地想起,在二樓樓梯口,有一間幾家合用的大衛(wèi)生間,便帶著我們去看。那衛(wèi)生間里有個搪瓷大浴盆,秦桂貞認出是當年的“原裝貨”。她說,藍蘋就在這里洗澡,她也用這個浴盆。只是經過半個多世紀,那浴盆底部的大片白瓷已經脫落。
浴盆仍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里的人,仍在用這浴盆洗澡。他們聽說原是江青用過的,都顯得非常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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