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篇
公共決策不能僅靠名人表態(tài)
中華文化標志城究竟要不要建本質上是一個公共決策問題。而由于公共決策是直接影響到公眾利益甚至公共利益的決策,因此在決策過程中,必須遵循民主化、科學化的程序,保障決策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然而,由于保障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決策機制和相應的程序安排遠非完善,諸如領導偏好、政績做秀、地方利益沖動、甚至權力尋租等因素主導的非理性的重大項目決策,在我國可謂比比皆是。在許多個案中,決策者為了給這些非理性的決策穿上一件漂亮的外衣,往往求助于各種專家、權威、名人,而且是越有名越好,人數(shù)越多越好。似乎只要有了名人權威的表態(tài),公共決策便自然可以獲得民主性、合理性和科學性。
借助名人表態(tài)的方式,決策部門無非是想進一步增強他們在決策過程中的話語權優(yōu)勢,營造“話語霸權”。話語霸權一旦形成,質疑、討論和理性對話的通道便不復存在。然而,這種對決策方案的名人表態(tài),并沒有為決策的科學性增加什么實質性內(nèi)容。因為公共決策的本質屬性是公共性,而公共決策的目標、內(nèi)容、后果等方面,無疑都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公眾才理應成為任何一個公共決策過程中最重要的參與主體,而不應被擠壓到?jīng)Q策過程的邊緣,成為政策和方案被動的接受者。無數(shù)事實早已充分證明,有效公眾參與的欠缺,不僅嚴重影響了行政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以及決策的正當性,也影響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互動合作關系。因此,尋找公共決策中失落的公共性,恢復公眾在決策過程中的主體性地位,理應成為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
要不要建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個案討論的核心的問題在于:如何在公眾、專家和政府三者之間,建立起一種相互制約、理性交流的程序機制,從而打破公共決策過程中權力和話語的壟斷性結構,促進理性決策。
(王錫鋅)
權力篇
濟寧市市長表示::中華文化標志城肯定要建
針對108個政協(xié)委員簽名反對在山東濟寧建設“中華文化標志城”,全國人大代表、濟寧市市長張振川表示,允許有爭論,但是標志城肯定要建。張振川說這個文化標志城最早是濟寧提出來的,已經(jīng)七八年了,還有69個院士的簽名支持,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張振川介紹,曲阜檔案館有10萬件孔子文物,沒有地方放。全世界已經(jīng)有200所孔子學院了,“為什么不能搞一個孔子研究院,搞一個孔子博物館?”張振川表示,孔子研究所的一二期已經(jīng)建成,目前主要是加快建設孔子文化會展中心、孔子研究院三期等大型場館建設,還要加緊啟動連接曲阜與鄒城的孔孟大道及中軸線上的大成橋和孔子博物院、孔子文化廣場等工程建設。
———《新京報》
文化篇
保留原貌是對文化和歷史遺址最好的保護
近兩年來,各地熱衷于文化搭臺,經(jīng)濟唱戲,這本身并不是件壞事。但這種風氣蔓延開來,違背了維護文化傳統(tǒng)的初衷。許多地方的政府斥巨資祭奠歷史上的名人,從黃帝、炎帝、伏羲,到孔、孟、老子甚至孔明等等,以發(fā)揚文化傳統(tǒng)的名義造出許多廟宇、塑像等假古董,甚至不惜拆遷眾多民居,擴建杜甫故居這類原物在歷史中早就消亡的遺址。全國政協(xié)委員葛劍雄在這次“兩會”上建議國家應規(guī)范各類祭祀活動,這很有必要。根據(jù)憲法所規(guī)定的我國國家的性質,那么何種歷史人物,能以國家或地方政府的名義祭祀或紀念,不能完全憑地方政府官員的感覺。舉辦何種文化紀念活動,興建何種文化建筑能動用國庫里的錢,也要有明確的規(guī)定,而不是由某位官位大筆一揮就拿錢辦事。而對在文化的歷史遺址的原處或附近興建新的建筑項目,更得如履薄冰。盡可能保留原貌是對文化和歷史遺址最好的保護,只有在不得已時才能進行保護性維修。在曲阜這樣重要的文化名城斥巨資大興土木,應該提交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討論,僅僅在當?shù)氐娜舜笥懻撌沁h遠不夠的。因為位于當?shù)氐目鬃庸世,已?jīng)是全國人民共同擁有的文化遺產(chǎn)。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根本無權對這樣一個重要的文化和歷史遺址進行處置?鬃由笆且粋非常儉樸的人,主張寧儉勿奢。他曾說過,“奢而不孫(遜),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奔偃艨资サ叵掠兄犝f有人要以他的名義花三百個億建一個豪華的新城不知他將作何感想?
(李勇)
追尋文化讓我們行走在路上
該不該建文化標志城看起來更像一場權力與文化的論戰(zhàn),可是在這場論戰(zhàn)中我們很少聽到中國文化名人的聲音,相反倒有人拿文化名人來說事,一篇名為《中華文化標志城:讓文化朝拜不再是苦旅》的文章說余秋雨先生為了寫《文化苦旅》
很苦很累,風塵仆仆于黃沙古道之中,只為拾得文化碎片于一隅。有了中華文化標志城可好了,人們可以搖著羽扇,品著香茗,觸摸秦磚漢瓦,感悟春秋華章。此文讓人心里很不是滋味。《文化苦旅》是伴著中國年輕一代人長大的,通過它人們可以管窺到中華浩博的文化一角。如果說文化朝拜可以不再是苦旅,是否就意味著文化已成了人們大餐后的甜點,只是為了去膩解腥之用呢?凡是讀懂這本書的人都明白,作者是懷著對文化的虔敬上路的,在行走中尋找,在尋找中思考,行走是思想的一部分,而思想是行走的結果,由此才有苦旅,苦不是行走之苦,而是思想之苦,是一個孤獨前行者在肉體的苦行中聆聽、把握心靈的聲音。正是在行走、尋找和思考中才有對中華文化的感悟、理解。羽扇下、香茗中找不到文化的感覺,更感知不到蘊孕中華文化的生命。所以觸摸中國的文化還是讓人們行走在路上吧。不要把一些虛假的,雕砌過、過濾過、被咀嚼過的所謂文化強加給人們,還是讓人們在苦旅中發(fā)現(xiàn)文化的真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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