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從根本上反壟斷。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靈魂，縱觀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均有嚴格而完善的反壟斷制度。反壟斷一日不成功，平等競爭的、法制的市場經濟就一日不能建成，由于壟斷所致的資本所得之間的不公以及壟斷企業(yè)勞動者收入畸高的局面就難以改變。

　　第三，在勞動力市場上應該切實推動勞資雙方建立起平等的工資協(xié)商機制。

　　勞動力市場雙方力量天然不對稱，現(xiàn)行一些制度安排也存在偏袒資方的傾向，使得勞動力的價格不能體現(xiàn)其內在價值。工資收入增長速度長期落后于企業(yè)利潤增長固然有勞動力供給充裕的大背景，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原因在于種種制度安排。隨著勞動力供需關系的轉變，目前勞資雙方的博弈日益頻繁化，人們不應對此感到恐慌，而應該意識到這是一種正常的市場交易行為。應該清除壓制勞方權益的種種不當制度安排，通過市場交易得出其合理的市場價格。如果一方面給正常的市場博弈設限，另一方面又從維護勞方利益的角度出發(fā)進行各種各樣的微觀干預，就很容易妨礙市場的良性運行。

　　第四，在二次分配領域要深入改革中國的財稅體制，以此調整重大的利益關系。

　　首先要解決的是總體稅負過高的問題，其次要做到稅負公平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務和福利的公平。我們不應簡單照搬西方國家所得稅制度。西方國家主要通過個人所得稅來調節(jié)公平，但是我們在總體稅負以及資本、勞動之間的稅收分擔上沒有處理好的前提下，將當前分配失衡問題簡化為個人所得稅問題，不僅視野過于狹隘，而且使人們忽略了系統(tǒng)性財稅改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降低總體稅負過高，一方面要從節(jié)約行政成本出發(fā)，另一方面要降低國企利潤留存比例增加分紅。國企分紅不僅有利于調整國家、企業(yè)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而且對投資和消費結構也有良性促進作用。

　　在公平稅負方面，既要糾正地方政府對資本在稅收方面過度偏愛的做法，更要堵塞稅制和稽征方面的重大漏洞。例如，資源稅改革的嚴重滯后，使得某些作為國家所有的資源收益幾乎被私人資本(其中相當多屬于權力私人資本)所獨吞，令部分人暴富。再比如，土地增值稅沒有依法征收，累計流失額數(shù)以萬億計。

　　此外，考慮到收入分配失衡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有必要對過往30年利益分配關系進行重大的追溯性調整，遺產稅、財產稅等稅種應加緊列入立法議程，為國家的長遠和諧發(fā)展奠定根基。（證券時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