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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周刊誹謗希望工程罪成香港法庭還希望工程以清白 趙勝玉 歷時六年的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控告《壹周刊》誹謗案終于塵埃落定。香港高等法院六月二十日裁定《壹周刊》報道誹謗罪成立，賠款三百五十萬予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以補償原訴機構名譽同善款減少的損失。 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海外部副主任吳秀和看完書面裁決后，立即用手提電話向身在北京的青基會秘書長徐永光報喜。雖然他在法庭旁的一間休息室，與傳媒隔著一層玻璃，但還沒有取得裁判結果的傳媒透過玻璃看到他燦爛的笑容已經猜到了判決的結果。確實，一個慈善機構的聲譽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她就像一個人的靈魂。可以想像，六年來青基會承擔著多么大的壓力。記者稍后從徐永光接受電話采訪時興奮的語調中，也充分體會到了在遭受六年不白之冤，一朝洗脫誣陷后極度輕松和愉快的心情。三月徐永光前來香港出庭作證時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打官司不是目的，目的是透過這場官司，討回公道，還希望工程以清白。在獲知判決結果后他說，香港高等法院的判決還了希望工程的清白，為青基會討回公道，讓所有關心希望工程、支持內地教育發(fā)展的香港人士得到安慰，更是貧困地區(qū)孩子們的福音。 大法官鍾安德在六月二十日的判詞中指出，六年前刊登在《壹周刊》的有關文章，引述的個案不符事實，《壹周刊》在沒有事實支持的基礎上以大字標題指“希望工程七千萬善款失蹤”有關報導是惡意的。我們只要看看六年前《壹周刊》那篇所謂“爆炸性”的文章，就會知道法官的判決是何等的正確。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壹周刊》發(fā)表了該刊記者屈穎妍撰寫的文章，題為《千里追查七千萬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蹤》，文章冠以醒目的封面大標題，并在該文的題記中寫到：“鬧哄哄的希望工程善款，在香港搞了兩年，香港人善心暴棚，共捐了七千萬元，占全部捐款的三分之一。大陸每三個失學兒童中，就有一個香港人供養(yǎng)。 香港一些演藝紅星也熱烈響應，搞過多場大『騷』，還答應將表演費也捐作善款。但這七千萬最后去了哪里？卻仍然不清不楚。林女士為家鄉(xiāng)的希望小學捐出十八萬元，但學校一直未收到錢。徐先生助養(yǎng)了一個學童，兩年來未收到任何資料。本刊記者為了追查善款的下落，走訪了東北、華東和廣東的幾個偏遠地區(qū)，尋訪希望工程的每個希望，卻發(fā)現大筆捐款不知蹤影，受助兒童仍然失學，入學讀書仍只是他們心中一個美麗的夢�！� 這篇文章列舉了種種“現象”：諸如“數千萬撥款不知去向”“向貧民開刀，原應受援助的人，反而成為強榨對象”，“干部孩子占了便宜”，“窮人讀破�！保奥铀�(粵語，貪污)情況到處都有”此文一出，令香港乃至華人圈中為希望工程捐過款的熱心人士疑竇頓生。十三萬份雜志一天內售罄。一些海外媒體全文轉載，有的還配了插圖漫畫諷刺希望工程。一位旅居加拿大的華僑看到海外的一份中文報紙的轉載文章后，給中國青基會寫信說，“我心情非常沉重，真希望這些不是真的，這篇文章在我們這里廣為傳播，這樣下去恐怕以后不會有海外捐款了。”這位華僑的擔心不無道理。這篇文章不僅深深地傷害了從事這項崇高工作的人們，更嚴重傷害了不明真相的善良的捐款人。由于《壹周刊》刊登的這篇文章，使所募善款大為減少。一九九二年以前香港的希望工程捐款只有兩萬多元，九二年達到兩千零七十七萬，九三年更升至兩千六百九十八萬，而到九四年則驟減至一千零一十三萬。《壹周刊》發(fā)表誹謗文章之后，青基會只收到七百萬捐款。 面對這種無中生有污蔑，中國青基會當然不會沉默。在《壹周刊》發(fā)表文章的當天，中國青基會迅速作出反應，立即對文章提到的問題進行調查，并于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二十二日，在香港《文匯報》發(fā)表題為《關于“希望工程”捐款問題的澄清》。聲明針對《壹周刊》的失實報導，分七個部分予以說明。同日香港其他傳媒也紛紛報導，《香港商報》、《東方日報》刊載消息，題名為：《中國青基會澄清不確報導希望工程捐款筆筆落實》、《報導希望工程失款壹周刊被責失實》。一月二十三日，中國青基會又在香港《文匯報》發(fā)表題為《敗壞希望工程居心何在》的評論文章，評論指出，《壹周刊》無端敗壞希望工程的聲譽，顯然玷污了香港廣大善心人士的沌潔情感，褻瀆他們的判斷力和良知。這種不合事實嘩眾取寵的報導，除了拼湊茶余飯后的談資外，不會引起讀者理智的共鳴。“希望工程善款失蹤”一文是對希望工程實施者的惡意誹謗，蒙受損失和傷害的是這項牽動千百萬嗷嗷待哺的失學兒童。一周以后，即一月二十九日，香港《文匯報》刊載中國青基會就《壹周刊》嚴重失實報導發(fā)表的嚴正聲明。同時香港《文匯報》全文刊發(fā)了來自吉林、浙江的調查報告。也就在此時，一月二十八日，中國青基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了一場大型義演《跨世紀的鐘聲》呼喚全社會關心支持希望工程。李嵐清、雷潔瓊、王光英、彭佩云同北京萬余名觀眾觀看了義演，中央電視臺向全國作了現場直播�，F場熱線籌得善款一千二百萬元。香港工會和教育工會當場捐贈二十萬港元以表對希望工程的大力聲援。 《壹周刊》面對中國青基會作出的強烈反應并未沉默，它在一月二十九日出版的刊物的“編輯室手記”發(fā)表文章《我們歡迎指正》。文字還是咄咄逼人：“我們想澄清，我們對希望工程絕無惡意。基金會不應一聽到逆耳之言，就大發(fā)雷霆�！彼�勸告中國青基會：“中國這么大，人手不充裕，未能作到每筆錢都妥妥當當落到有需要的人士，決不奇怪。只要知道后，加以注意，改正就是，”“胸襟應該大一點”。《壹周刊》并未對文章是否屬實作出正面回答，而稱：“如果基金會能夠提供具體證據，證明我們所得的資料失實，我們愿意更正�！� 事件發(fā)生一周后，中國青基會開始以事實對《壹周刊》文章逐條反駁，先后發(fā)表了數萬字的聲明、調查報告以及評論文章，這些內容幾乎涉及《壹周刊》那篇文章報導的所有事件，這些具體的材料無疑具有極大的說明力。 二月四日，《壹周刊》發(fā)表文章《人身攻擊封殺輿論》，認為中國青基會和《文匯報》的反應“出位”，“這些文痞打手文革式上綱上線的攻擊，與問題的重心--希望工程捐款的下落無關，不值一哂”。同時，又在“編輯部的回應”專欄發(fā)表文章《雖有不足但問心無愧》。文章說，“在此文刊出后，一些讀者和朋友向我們提了不少意見，綜合起來，我們認為在文章處理上有幾個值得檢討之處。第一，封面標題可能引起誤會，令讀者以為七千萬全部失蹤。第二，我們對辦得好的希望小學，報導不夠顯著，致令外界出現我們『全盤否定』的錯覺。第三，我們應追查更多的地方及詢問更多政府部門，以獲得更全面的資料。但人手和時間限制，這方面也有不足之處。關于這三方面的批評，我們誠意接受，不足之處，以后定當改善，請多多包涵”。盡管有“值得檢討”，“愿意更正”，“定當改善”等等之說，但《壹周刊》并未就“善款失蹤”一文給希望工程造成的影響采取任何的積極行動。于是中國青基會入稟香港高等法院，狀告《壹周刊》誹謗。 公元二000年三月十三日，香港高等法院十號庭。 中國青基會的代理人馮華健資深大律師。在法庭上用英文對被訴方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的陳詞。陳詞之后，馮大律師用了兩天半的時間盤問了證人。辯方律師亦用了兩天時間盤問證人。辯方律師亦是香港頂尖的大律師，他的問題尖銳，涉及到很多問題。徐永光在作證之后對記者說，辯方律師水平很高，工作作得非常細，他收集了大量的材料，掌握的希望工程材料一直到一九九九年底。希望工程的十年發(fā)展，在香港法庭上經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問題提得尖銳，作為證人的徐永光的回答亦十分精彩。二人唇槍舌劍，你來我往�；蛟S是高手過招，大有英雄相惜之情。十七日休庭時，辯方黃律師主動上前與徐永光握手稱很不好意思，問了這么多問題。徐永光亦十分真誠的說，你的水平很高。很佩服你的專業(yè)精神。徐永光說，這也說明，辯方律師的職業(yè)立場和良知出現了分裂。或許從以下這個細節(jié)也能說明黃律師當時的心態(tài)。 其實，控辯雙方最后的焦點集中在希望工程捐款減少是因為《壹周刊》的文章造成的呢？還是由于中國青基會在香港推廣不力造成的？實際上，在九四年二月，為了推廣希望工程，讓更多的海外華人了解希望工程，中國青基會在香港無線電視播出了三集紀錄片，介紹希望工程。控方提出當庭播放這個錄影帶。法官同意。錄音帶播出時，影片所表現出來的貧困山區(qū)那些純潔孩子們，渴望讀書的鏡頭，深深感動了法庭里的每一個人。記者看到辯方黃律師幾次摘下眼鏡，□光點點。 希望工程的另一證人中國青基會副秘書長楊曉禹一直希望與屈穎妍在法庭上當面對質，令人遺憾的是，《壹周刊》的唯一證人屈穎妍并未到庭。 希望工程從一九八九年十月開始實施，到一九九九年底，共接受海內外捐款計人民幣十八點四二億元，救助貧困地區(qū)失學兒童二百三十多萬名，建成希望小學近八千所。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人的捐款占三分之一。據不完全統計，來自香港的捐款逾五億人民幣。這些捐款，改變了二十三萬五千多名失學兒童的命運，建設了一千六百多所希望小學。 科技部中國科技促進發(fā)展研究中心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九年兩次對希望工程進行效益評估后得出結論：中國青基會組織實施的希望工程，已經成為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社會參與最廣泛、最具影響的民間社會公益事業(yè)。 可以欣慰的是，香港高等法院的判決，不僅沒有使希望工程蒙羞，正是通過此次訴訟，讓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即使是貧困地區(qū)的兒童亦有學習的權利，弘揚了捐款人的無私的愛心。同時也給了那些不負責任的媒體一記迎頭痛擊。當你“制作”那些所謂的“爆炸性”的新聞的時候，請三思。法律是無情的。《壹周刊》當是最好例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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