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青島海利豐和成都謝菲聯(lián)多位高層因涉嫌操縱比賽而被警方拘押，公安部的足球反賭打假行動正不斷深入和擴大，越來越多的俱樂部、球員、教練和官員被牽入案中；接二連三的案件和大量的丑聞，給了本已聲名狼藉的國內(nèi)足球業(yè)又一次沉重打擊；有人說，執(zhí)法部門的介入或許會給病入膏肓的足壇帶來一次涅磐重生的機會，但此類集中打擊行動，是否能為建立可持續(xù)的干凈比賽體系，則令人懷疑。

　　所謂假球，是那些被期待會努力讓所在球隊贏球，或?qū)�輸贏保持中立的人，因受到非正常的反面激勵而作出相反了的努力；反面激勵通常來自對方球隊或下注于對方的賭球者的賄賂，當反面激勵高過贏球快感、成就感、榮譽感和商業(yè)利益等正面激勵，而差額又超出事情敗露所帶來的損失風險時，打假球便成了理性選擇。

　　因此，清除假球需要一種機制來確保正面激勵大于反面激勵；集中打擊行動提高了假球的敗露幾率和敗露后的損失額，因而確實能在短期內(nèi)遏制假球；然而打擊行動代價高昂且難以長期持續(xù)，如果潛在的反面激勵在數(shù)額上具有壓倒性優(yōu)勢，依靠周期性的外部打擊不可能建立可自我維持的干凈體系。

　　不幸的是，國內(nèi)足球業(yè)的情況正是如此：各俱樂部的年收入在千萬元級別，而賭球市場的規(guī)模則很可能高達百億元級別，相差三個數(shù)量級，這樣，對于一場非關(guān)鍵比賽，俱樂部的正面激勵總額大概不過幾十萬元，分攤到具體的隊員教練則只有千元級，單一大賭客的下注額便可輕松壓過，何況大賭客之間還可能合謀，那些風險未經(jīng)軋平的大莊家在一場球上的頭寸可高至數(shù)百萬；如果這場比賽又是對方的關(guān)鍵比賽，反面激勵更可能加碼。

　　理想情況下，對陣雙方的正面激勵水平是相當?shù)�，因而造假所需的賄賂額將超過賄賂者從中得到的收益，這樣賄賂便不會發(fā)生；但在賽程后半期，隨著排名逐漸明朗，對陣雙方的激勵不對稱便會大量出現(xiàn)，從而誘發(fā)假球；此問題可通過改進賽制和賽程安排來加以緩解，相對于體育界已發(fā)展出的許多更合理的賽制，足球界普遍采用的主客場雙循環(huán)制顯得過于簡單原始，大有改進空間。

　　然而賭球帶來的反面激勵才是更致命的，從歷史和各國經(jīng)驗看，只要有足球，賭球的需求便無法遏制；將賭博置于非法地位，并不能阻止賭博的廣泛存在，反而給黑社會創(chuàng)造了巨大財源，地下賭博歷來與性交易、毒品和走私同為黑社會的支柱產(chǎn)業(yè)；所以，盡管賭博確實腐蝕了足球業(yè)，但禁止賭球卻并非可行的辦法。

　　恰當?shù)淖龇ㄊ窃谕苿幼闱虿┎屎戏ɑ�的同時，引導賭博機制為參賽者提供正確的激勵，這在技術(shù)上是可行的；實際上，足球之所以成為受熱烈追捧的賭博題材，正是因其結(jié)果的高度不確定性和不可干預性，這也是一切賭博題材的核心特征；所以，在根本上，維持足球賽事的干凈，是足球界和博彩業(yè)的共同利益，若比賽果真完全被操縱，那既吸引不了球迷，也吸引不了賭徒。

　　如果聯(lián)賽運營商與博彩公司一樣受益于足球博彩的繁榮，他們將有同樣的動機來建立透明清廉的比賽和投注制度，并通過設(shè)計激勵機制來遏制操縱行為；比如，博彩公司可以限制個人單場投注額，或?qū)Υ箢~投注進行身份登記和披露，以避免單一投注損益壓過參賽者正面激勵。

　　更好的辦法是，從對比賽一方的押注額中提出固定比例，直接支付給該方俱樂部、球員和教練，也可從對一場比賽的押注額中提出固定比例支付給裁判，這樣，球隊會奮力爭勝以吸引球迷押注于自己，而經(jīng)常作弊的球隊和裁判就會被賭客所拋棄；一旦正面激勵額被眾多散戶投注抬高，賄賂門檻便會高得令潛在賄賂者望而卻步。

　　只有一個合法且開放的博彩業(yè)，才可能獲得足夠的透明度和合約執(zhí)行保障，來推動這樣的交易創(chuàng)新，而地下賭球有時連結(jié)賬都難以保障，更談不上復雜的多邊交易安排；并且，由于合法博彩無須支付高額違約風險溢價，可以用更低的返獎率銷售彩票，從而為支付參賽者提成保留足夠空間，比如，香港六合彩和國內(nèi)體彩返獎率都只有60%左右，遠低于地下賭球的90%，只須從差額中拿出幾個百分點，便足以打消參賽者和大賭客的作弊念頭。

　　歐洲和香港都已開放足球博彩，NBA運營商總裁大衛(wèi)·斯特恩最近在一次訪談中也主張賭球合法化，并指出NBA與博彩業(yè)之間存在巨大的合作前景；作為博彩的一種形式，足球彩票在我國也已存在多年，但政府壟斷經(jīng)營阻礙了商業(yè)創(chuàng)新，使得更有效的交易安排難以出現(xiàn)，而彩票產(chǎn)品的單一化也無法吸納地下賭球者的多樣需求，合法化和開放，或許才是挽救足球業(yè)于水火的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