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線上的青春
在富士康廠區(qū),隨處可見“魔鬼藏在細節(jié)里”的標語。這里的管理、運營乃至價值觀,都堪稱細節(jié)化。
每個人胸前都掛著一張工牌。用這個牌子,可以進出大門、到食堂用餐、上下班打卡。每張卡的背后都留有火警、匪警、工會、醫(yī)療、餐飲等方面的查詢電話。
每位員工從流水線上下班以后,就連吃飯也是從傳送帶上拿飯盒,然后找到位子去吃。每天,位于廠區(qū)的中央大廚房都會源源不斷地將按比例配置的飯食用錫紙包好,按時間分別供應到各個餐廳。
甚至,員工日常著裝規(guī)范也被具體到這樣的細節(jié):夾克的拉鏈不拉或者拉到一半都是不規(guī)范的,要拉到前胸位置。
記者不止一次來過富士康園區(qū),但每次來都要有廠區(qū)內(nèi)部人員來接才能進入。白天走在廠區(qū)的馬路上,很少見到閑逛、嬉笑的人群,每個人似乎都有明確的目標,直奔而去。
記者提出利用員工的午餐時間采訪,但被笑著拒絕了。原因是:一個普工生活的一天是這樣的:6:50起床,洗漱、早餐,步行到公司,穿上統(tǒng)一的工作服;8:00準時上班,中午11:00下班,一個小時的吃飯休息;下午從1:30-5:30上班,再吃飯休息一小時,晚上8:00下班。中午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如果算上排隊等待和來回走路的時間,吃飯的時間只有十幾分鐘。
而在一個宿舍內(nèi)部,舍友間的關系并不密切。每個人進廠后都是隨機被分配到一個宿舍的。陳宏方告訴記者,富士康工會在開展心理輔導講座時,曾做過這樣的事,有工人能說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獎勵現(xiàn)金,但是,絕大部分人答不出來。
即使是個別性格開朗的人,也容易被這樣的生活同化。自殺的員工之一盧新就是如此。這個曾經(jīng)報名參加過“快男”比賽,唱歌、跳舞、旅游樣樣喜歡,和同事關系也不錯的大男生,就在自己自殺的前3天,寫了一條QQ簽名:一切都過去了。
這個湘潭大學畢業(yè)的大學生,其實早就被列入干部儲備班名單,可能再熬上一段時間,就可以晉升。但是,在富士康,“干部層次一共分為十四級,從師一級到師十四級,新人進來從師一級開始,兩三年調(diào)升一級,要調(diào)到師四五級這樣的管理職位大概要十年工夫!
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十多年的男青年,今年35歲,月薪8000元,手下管理著一個900人的車間。談到這一讓人艷羨的成績,他攤開手掌,向記者數(shù)起自己已經(jīng)拿到手的各種證書和文憑,不一會兒,兩只手都數(shù)完了。
劉志毅,這個臥底富士康28天的《南方周末》實習記者,很驚異偌大的一個廠區(qū),竟然連一個老鄉(xiāng)會都沒有!懊總人在廠區(qū)里面活動,但每個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連姓名都不會多問!
在劉志毅看來,一個人在社會理應有很多層的關系,并且成為一張網(wǎng)。但是在富士康,一個人除了生產(chǎn)線外,幾乎沒有其他的集體關系,僅此單一的社會關系,他們每個人都成了一個孤立的點。永無休止的面對機器后,一旦遇到難以承受的焦慮與壓力,最容易自殺。
像對待災難一樣進行社會援助
“什么?又有人要跳樓?”5月17日,正在接受記者采訪的富士康新聞發(fā)言人劉坤竟然接到了這樣的電話。細問之后才知道,一位富士康女員工與同在該廠上班的丈夫吵架,其夫聲稱:“富士康那么多人跳樓,你也去跳樓吧!”
經(jīng)過員工關愛中心的連續(xù)疏導,該女工的情緒逐漸平復,但留給人們的驚訝卻遠遠沒有平息。劉坤告訴記者,員工關愛中心每天都會接到很多員工的見面咨詢和電話求助。
為了杜絕墜樓事件接二連三地出現(xiàn),富士康從4月上旬開始“花錢買信息”,任何職工只要發(fā)現(xiàn)身邊的同事情緒異常,便可通知心理醫(yī)師或者部門主管。若情況屬實,公司獎勵200元,目前已經(jīng)成功控制了30起類似事件。
“現(xiàn)在最擔心的就是自殺事件會對其他員工造成心理陰影,這種負面能量一旦流動起來,在一個以80后、90后為主要群體的人群中是很危險的。”長期從事社會心理咨詢工作的孫淇老師說。
“自殺可能跟很多原因都有關,但一定是綜合力量作用的結果”。孫淇認為,初到陌生的城市打工,工作壓力大、身體出現(xiàn)狀況,再碰到婚戀問題,在沒有得到社會幫助的時候,那些沉淀下來的深層次的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會跳出來,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凹词怪皇且桓静,力量也足以讓人崩潰”。
專家們認為,之所以在短時間內(nèi)發(fā)生多起自殺事件,跟心理暗示有關。“有的時候,做了某件事,才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受到了某種心理暗示。比如9連跳事件中的那名女子能夠生還,是因為在跳下去的一瞬間突然后悔了,做出了自我保護措施……”
劉坤說:“新員工剛進廠沒多久就出事,說明富士康對他們的人文主義關懷不夠。近一兩個月來,發(fā)生一連串突發(fā)事故,說明我們在管理上出現(xiàn)了問題。”
劉坤介紹,富士康也開始重視員工的心理異常波動,并為此展開了針對員工心理干預的措施。但是,僅有企業(yè)自身的心理援助體系是明顯不夠的。孫淇告訴記者,心理治療領域一般都是以不求助不治療為原則。因為只有當有人發(fā)出求助信號后,進行心理救助才有效。
深圳市社科院長樂正也告訴記者,富士康作為一個企業(yè),很難承擔社會、政府應盡的責任。富士康上班時可以管著你,下班后就不管了。在當下這種完全競爭社會下,必須明確,在發(fā)生這類事件中,第二責任主體是誰?
樂正認為,地震災情發(fā)生后,馬上有社會援助組織等社會資源介入,而且是在第一時間內(nèi)。富士康發(fā)生跳樓事件后,還沒有一個社會組織能夠介入,實際上,整個社會對目前事件中的員工心理、生活的關注還存在很大的空白。政府應該出面委托一家專業(yè)的機構進行專題調(diào)研,或者另行安排一個獨立的調(diào)查機構,對此進行專項調(diào)查,提出整改意見。
孫淇表示,事件發(fā)生后,她已經(jīng)和幾個同行商量過,如果有可能,他們愿意作為社會援助組織介入。(記者 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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