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何三畏 馬金瑜
歷史的PK臺總是把話語權交給笑到最后的人。二十年前,在深圳火車站和一群年輕的民工一起,扛上150斤的玉米包搬來摔去的那個33歲的“不像民工模樣”的人,今天把他開心的笑容印在一本大32開本的傳記封面上。
他就是王石。就連當年被在住地樓下電器修理店順口叫上跟他去搬運玉米的那個18歲的農村少年,也早已經跟王石混得有頭有臉的了。
被天上掉下的餡餅砸中
1983年,王石32歲了。
他還在彷徨。懷揣一顆“法國小說《紅與黑》中的主人公于連一樣的個人拼搏的野心”,窩在廣東省外經委,每天工作,讀書,學英語,日子平淡無奇。但是,他“不甘平庸”,“好表現”。不過,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以后他“表現的舞臺”有如此之大。
1983年春天,王石的岳父在深圳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住過的東家夫婦,來廣州探望岳父,這一對從前多少有點土氣的農民夫婦帶來的不只是他們家的土產,而是他們身上的“洋氣”:丈夫穿著臺灣產的淺灰色夾克,老婆燙了個大卷發(fā)。沒有比這樣的樣板更能說明問題的了:轉瞬之間,深圳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王石要去看看。
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個重要的標記。這一天,他乘廣深鐵路抵達深圳。當他看到一個巨大的建設工地般的深圳,“興奮,狂喜,恐懼的感覺一股腦涌了上來,手心汗津津的”,強烈地意識到這塊塵土飛揚的土地孕育著巨大的機會。
一切就這樣順理成章地開始了。
第一個站點,深圳特區(qū)發(fā)展公司(簡稱特發(fā))。
但是,做什么呢,不知道。
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見高高聳立著幾個白鐵皮金屬罐,那里面儲藏著玉米。美國大陸谷物公司與深圳養(yǎng)雞公司合資的飼料生產企業(yè)——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廣東不產玉米啊,經打聽,玉米來自美國、泰國和中國東北。其中來自東北的玉米卻不是直接從東北運來的,因為解決不了運輸。
神秘的命運開始造化王石了。
他找到正大康地,說他能解決運輸,他可以組織來玉米,“你們要不要?”
“要!馬上就可以簽合同!”
第一單,一個大單。
不過,王石還并不知道東北和深圳之間的運輸情況,是巨大的誘惑使他硬著頭皮往前闖。
經過兩三通打問,確定了廣州海運局的海運。
于是,玉米生意開始了。
特發(fā)公司立即設立了一個“飼料貿易組”,組長王石,獨立核算。
玉米到了,“飼料組”需要一個組員。樓下的無線電裝配車間,拉出來一個又瘦又小,像個童工的小伙子,他叫鄧奕權,他成了王石的第一個員工。
第一次30噸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車后座上夾了兩個條紋塑料口袋,去到養(yǎng)雞公司。
“我來收錢!彼蝠B(yǎng)雞公司的袁經理揚了揚手中的編織袋。
“發(fā)票呢?”袁經理問。
發(fā)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問,但他立刻想到,無非就是收款證明一類的東西。
王石回到特發(fā)公司,對財務部的小張說,“我給開個收款證明!”
暨南大學財會大專班的畢業(yè)生不懂“收款證明”。
“你就寫收到誰多少錢,特此證明。就行了。”
小張一邊嘟嚕著“從來沒有開過這樣的證明”,一邊照辦。還加蓋了財務章。
再騎上自行車,后座還是放著編織袋,特發(fā)公司飼料組王石組長又到了養(yǎng)雞公司。對袁經理說,“給,發(fā)票!
袁經理笑得嗆了喉嚨,一邊咳嗽一邊帶王石“參觀了發(fā)票的真面目”。
“他們要發(fā)票!蓖跏只氐教匕l(fā)的財務室了。
“早開好了,我還納悶不開發(fā)票怎么能收到錢!毙堈f。
再次來到養(yǎng)雞公司財務室,王石“徹底糊涂”了:塑料袋仍然沒有用處,卻拿到兩張一模一樣的薄紙——銀行轉賬單。
特發(fā)公司財務室的小張告訴王石,這個轉賬單就是錢,如果對方賬上有錢的話。
用王石的話說,在這兩來兩往的經歷中,他“深刻感受到業(yè)務知識的貧乏,尤其財務方面,更是個門外漢!薄皬哪且院,我每天下班無論多晚,都要看兩個小時財務書。還學著記賬,下月初跟財務的對照。三個月后,我閱讀財務報表沒有障礙了!
今天,“房地產教父”面對巨大的成功和名望,如此講述他跌跌撞撞的第一步。而在那個時代,很多“第一桶金”的傳奇劇都有這樣一個相似的腳本。
暴利時代的不正當競爭
進口貿易的好時光是短暫的。
1985年,國務院對計劃外調匯和機電產品進口進行全面清理,銀行收縮銀根,進口電子器材、影視器材市場出現萎縮端倪。但市場仍然顯示著一定的利潤空間,很多經營商還沉浸在供不應求的假象中。
但王石已經感覺到了危機。展銷中心新簽的2萬臺放像機合同,45天后到貨。這時,王石通過渠道了解到同行的進貨情況:同一時期,其他公司共有5萬臺到貨。
7萬臺同時到貨是一個什么樣的市場前景?王石判斷一定會立刻滯銷,價格會直線下降。退貨是不可能的。怎么辦?
這時,王石所做的對策,成為他后來在各處演講一再提到的,創(chuàng)業(yè)初期的“不正當競爭”的案例。
他叫來廣告投放部經理,口授了一則聲明,內容如下:由于臺風原因,本展銷中心的放像機無法按預訂時間送達客戶,為保證履行合同,急購放像機2萬臺。
這一則“求購信息”刊登在當時的廣州兩家主要報紙上。同時,當天的報紙正好也刊登著放像機的“售賣廣告”。
廣告后,放像機便向展銷中心涌來。王石叫他的技術部組織了4個小組驗收。而這些前來出售的放像機,除了個別小數量的,大多是期貨。期貨當然不要!一定要看到放像機才簽合同。這樣一來,展銷中心并沒有購進放像機,其零售價卻上升了200元:市場穩(wěn)住了。
接下來,王石做的是:迅速走貨,不惜虧本。他想的是:溜得越快損失越少,而資金回籠后去做新生意,把損失奪回來。
不過,現在,已經成了中國知名企業(yè)家的王石反思他早期的貿易生涯說,一是那時的超高利潤是不合理的,二是說明他“也曾惟利是圖”。
王石的公司在不斷發(fā)展。在那個年代,不斷調整的宏觀政策,有時就是企業(yè)的生命線。而王石總能及時感覺到春江水暖。
1986年,深圳市頒布“國營企業(yè)股份制試點暫行規(guī)定”。他偶然看文件的影印件,立刻坐不住了。1988年11月21日,一個名叫“深圳萬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它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叫王石。
與此同時,萬科進入房地產開發(fā)業(yè)。
此后,萬科的路子與眾不同。很多企業(yè)都在“多元化”的時候,王石開始賣掉萬科蒸餾水公司、零售公司、拍電影的公司、做廣告的公司、做商品禮品的公司,最后做成一個專業(yè)房地產公司。公司業(yè)務遍及全國十多個大城市。
“超過25%的利潤不做”,這一命題以其不符合人們意識中的資本本性而令人感興趣。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特別是在1992年,對處于暴利時期并且接下來還有相當長一段暴利期的房地產企業(yè)來說,超過25%的利潤常常是可能的,在現實中萬科如何取舍,這個命題放在今天也仍然是尖銳的。
2006年2月20日晚,王石的全國巡回演講來到成都,本刊記者以這個問題相問,他的回答,除了一個成功的企業(yè)需要公眾的信任,需要追求公平的利潤,還說道,市場也是公平的,暴利是不能持久的,甚至從長遠看,可能是得不償失的。
按照王石的表述,他跟各地政府的關系,亦誘人想象。他向媒體表明,從來沒有向公務員行過賄!記者問,如果你的“不行賄”理念,與追求利潤相矛盾呢?王石簡單地回答,“不行賄也可以獲得利潤!”
王石提出過“反對暴利”,并且具體到“利潤超過25%的不做”;王石提出過“公益事業(yè)無止境”,并且把公益與他的公司和他的探險等個人行為結合起來,形成了一連串他津津樂道的案例;提出過“關注普通人”,他把“普通人”定義為,“不享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特權的白領、藍領、自由職業(yè)者和工商業(yè)主”。
借著推廣自傳《道路與夢想》的名義,他在十個城市反復宣講“做一個優(yōu)秀的企業(yè)公民”,這個觀念甚至超前于公眾對企業(yè)的期望;王石正在提倡“關注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環(huán)境”,稱接下來會與多個城市的政府合作,“開發(fā)廉租房”。并宣布2006年,萬科成立的第一個基金將用于“古民居住宅的保護”。
王石的話語是不斷升級的,而“2006版”已經上升到現代公司文化的最高平臺。如果對照中國房地產界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任志強對公共領域的發(fā)言——“品牌就是暴利”、“只考慮給富人建房”、“禁止炒房就是違憲”,以及“城市功能窮人與富人應該分區(qū)”等等,可謂鮮明的對臺戲。
毫無疑問,王石,或者萬科,這回又得分了。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