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5月19日電 南宋抗金英雄岳飛背刺“盡忠報國”四字,昭示愛國心跡,歷來為人稱道。但是岳飛背部的字究竟是何人所刺,《宋史》沒有詳細記載,民間流傳有多種版本,一種說法是岳母刺字,激勵岳飛報效國家。也有人考證說,岳飛背上刺字乃是宋朝兵制使然。岳飛背上的“盡忠報國”究竟從何而來,歷史上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岳飛背上刺有“盡忠報國”,歷史上確有其事,很有可能源自岳母鼓勵兒子上戰(zhàn)場的意愿,但不是岳母親手所刺
《宋史·岳飛傳》有記載,當岳飛入獄之初,秦檜等密議讓何鑄審訊。岳飛義正詞嚴,力陳抗金軍功,愛國何罪之有?并當著何鑄面“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里”。浩然正氣,令何鑄汗顏詞窮。
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游彪認為,岳飛的母親姚氏是一個農(nóng)家婦女,識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可能親手在岳飛背上刺上“盡忠報國”四個字。但極有可能的是,他母親為了鼓勵他放心去戰(zhàn)場打仗,請人在岳飛背上刺的。
-宋代實行募兵制,為了加強對士兵的管理和控制,要求“刺字為兵”
關(guān)于岳飛背部刺字還有一種說法,岳飛久懷報國之志,曾三次從軍抗金殺敵。他于宣和四年(1122年)19歲時第一次應募入伍,背部刺字大約是此時所為,因為北宋末年“刺字為兵”的制度仍在貫徹執(zhí)行。所以岳飛在背部刺上“盡忠報國”四字明志。
游彪教授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通過分析宋代的兵制,可以推斷岳飛背上的字不是因為他當兵才刺的。
兩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國家正規(guī)軍完全靠募兵的時代。漢唐和元明清都是實行征兵制,所謂征兵就是一種兵役,只要是國家的公民,都要被強行服兵役。
兩宋的募兵制則是國家從老百姓中招募士兵,國家出錢雇傭他們。所以宋代的軍隊都是國家花錢養(yǎng)的雇傭兵,人員來源比較復雜,游民、饑民和犯過法的人都可以應募入伍,這就加大了管理的難度。
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始,為了加強對軍隊的管理和控制,“刺字為兵”就成為了一種規(guī)范運作的制度,只要是應募入伍的士兵,都要刺字作為標記。趙匡胤認為應該把兵和民分開,兵民分開控制,有利于國家的穩(wěn)定,有利于皇帝的統(tǒng)治。南宋人牛弁《曲洧舊聞》也說:“藝祖(即宋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字以為兵。”據(jù)古書零星記載,一般是取“松煙墨”,入管針(類似于管狀針頭)畫字于身,直刺肌膚,涂以藥酒即成。
-岳飛刺字的內(nèi)容和部位,都不符合宋代士兵刺字的規(guī)定
宋代有兩種軍隊需要刺字,一種是禁軍,就是國家的作戰(zhàn)部隊;一種是廂軍,相當于現(xiàn)在的工程兵,國家的大型公共工程,比如修橋補路等,都是由廂軍來完成。禁軍和廂軍都有各自固定的番號,為了便于識別和管理,士兵刺字的內(nèi)容基本上都是各自所屬部隊的番號,不會是其他的內(nèi)容。這樣使得士兵不能隨心所欲地流動和逃跑。
還有牢城兵,比如說水滸傳里面的林沖,他犯罪之后被發(fā)配到滄州當兵,這種兵是帶有徭役性質(zhì)的,也會刺上諸如牢城第幾指揮之類的標記。
所以游彪教授說,從岳飛背部刺字的內(nèi)容———“盡忠報國”來分析,不可能是他應募當兵的時候刺上去的。而且刺字的部位也不符合宋代的規(guī)定,宋代給士兵刺字叫做黥面,最開始刺在臉上,人為地把士兵和社會普通階層分開,這對士兵是一種歧視。
宋代是一個重文輕武的社會,武將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文官尤其是進士出生的人,社會地位都很高的,武官都受到嚴重的社會歧視。因為當時就是一個尚文的時代,連軍官都受到歧視,更不用說普通的士兵了。當然也不乏有開明的士大夫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這種歧視士兵的做法并不太好,希望做一些必要的調(diào)整。后來有很多刺字就改刺在手臂、手心、手背或者是虎口上了。
而且給士兵刺字的目的是防止士兵逃跑或者犯法,便于管理和控制,所以才會選擇刺在臉上和手心手背這些相對明顯的地方。如果像岳飛那樣刺在背上,太隱蔽了,根本沒有任何標識作用。所以這也說明岳飛背部的“盡忠報國”不符合“刺字為兵”的募兵制度。
-“盡忠報國”為什么后來誤傳成為了“精忠報國”?
現(xiàn)在也有一些關(guān)于岳飛的史料記載,把“盡忠報國”寫作了“精忠報國”。游彪教授認為這很可能和宋高宗有關(guān)系。
岳飛在對抗金兵入侵的戰(zhàn)斗中,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為了表彰岳飛,當時的皇帝宋高宗御賜了“精忠岳飛”四個字給岳飛,并且讓手下人做成了一面寫有“精忠岳飛”的旗幟。以后凡是岳飛出征的時候,都會帶上這面寫有“精忠岳飛”的大旗幟。到了明清以后,“盡忠報國”就變成了“精忠報國”,這實際上是明清人的誤解。
游彪教授說,明清時期,把“盡忠報國”變?yōu)椤熬覉髧,更多的是在宣揚一種帝權(quán),因為“精忠”這兩個字是宋高宗御賜的。想要激勵當時的老百姓在國家危難的時候,發(fā)揚這樣一種精忠報國的精神。實際上,在元朝的時候,蒙古人占統(tǒng)治地位,漢人的社會地位相對低下。到了明朝,盡管朱元彰建立起漢人統(tǒng)治的政權(quán),但實際上明朝時期,外患仍然很嚴重,北方的蒙古勢力很強大,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全體老百姓用這種“精忠報國”的精神來鞏固和捍衛(wèi)漢人的政權(quán)。所以“盡忠報國”就慢慢流傳成了“精忠報國”。(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