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完全靠自學成才，但他僅有的兩張唱片都創(chuàng)造了海量銷售記錄；他是位流行音樂歌手，卻獲得過國家級的美聲音樂大獎；他頻頻出現(xiàn)在各種國家級大型活動的現(xiàn)場，與此同時，他的歌在最偏僻的鄉(xiāng)村都有人傳唱；他反對卡拉OK，但他演唱了國內最多的熱門影視歌曲，成為名副其實的“K歌之王”；他反對商業(yè)化，拒絕職業(yè)歌手身份，但他自己其實也是商業(yè)轉型期的幸運兒。他就是劉歡，人民歌手劉歡。在2004年41歲之際，他迎來了自己平生第一場個唱。演唱會前夕，正忙于排練的劉歡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在西方，唱片公司是保姆；在亞洲，唱片公司則是老板。在音樂上，我不需要別人幫我思考。
●我沒有刻意反對過卡拉OK，但這種情況是客觀存在的，就是有些歌是“只能聽不能唱”的。
●我趕上的時候好，要說走紅，恐怕只能說是我的運氣好。
●我的演唱會絕不是“明星秀”，我要做的演唱會一定要跟音樂有關系，所以我要有一個大樂隊。
關于個唱：我其實一直被朋友推著走
新京報：谷建芬老師說過，其實劉歡早幾年就可以開個人演唱會了。為什么會醞釀這么多年才開？
劉歡：我原來對這件事一直不是很感冒，可以說完全是被朋友一路慫恿著過來的。因為個唱和音樂會還是不一樣，音樂會是在劇院里，不用考慮票選歌曲什么的，我喜歡唱什么就唱什么。但是大型演唱會是一個商業(yè)運作，必須與觀眾有某種互動，這就變成另外一種東西了。像一些港臺歌星的演唱會，兩個半小時，說話占去40分鐘，換多少套衣服，完全變成了“明星秀”，大家去“看”演唱會多于去“聽”他唱，是喜歡和明星呆在一起。所以我堅持，我要做的話一定要更像音樂會一點，得有大樂隊，于是就找到余隆(中國愛樂樂團音樂總監(jiān)-編者注)，余隆說沒問題啊，全力支持！我又說一定要找一個既懂得流行樂又懂得管弦樂的音樂總監(jiān)，這個人只能是三寶，三寶那時忙得不得了，又是電影又是電視劇，又是唱片又是舞劇，可找到他時他也說沒問題，結果這事就這樣做成了。
關于“不簽約”：不需要別人幫我思考
新京報：國內主流文化對流行音樂一直存在著某種歧視。但是你作為一名流行歌手，卻獲得了一流歌唱家的藝術聲望，你自己怎么看這種現(xiàn)象？
劉歡：傳統(tǒng)藝術與通俗藝術之間的地位落差是我們國家一直存在的觀念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一方面我很感謝大家對我的尊重，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也不應該人為的制造某些差異，比方說“歌手”在西方只有一個詞就是singer，帕瓦羅第是singer，斯汀也是singer，就是歌手嗎，意大利語里maestro“大師”這個詞也可以稱呼理發(fā)師、廚師，在中國就不行了，其實這都是觀念傳統(tǒng)上的問題，流行音樂作為通俗藝術只不過是比傳統(tǒng)藝術更商業(yè)化一些，這不能作為被歧視的理由，至于這個“家”的名分，我本人并不太看重這個。
新京報：據我所知，其實你當初還是有改變自己，主動融入音樂的商業(yè)化大潮。
劉歡：那當然！我當年是內地頭一號和索尼簽約的歌手，還出了一張唱片！我從來不拒絕現(xiàn)代化的商業(yè)方式，我只是希望在音樂的創(chuàng)作方面更自主一些。
關于走紅：我承認自己的確比較幸運
新京報：劉歡之所以取得今天這樣家喻戶曉的影響力，應該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國內影視劇剛剛興起的時候，你占了一個先機，演唱了大量紅遍全國的影視歌曲。
劉歡：是的。這也和我們傳播媒介的發(fā)展有關。其實我們到現(xiàn)在為止也沒有完全解決傳播媒介之間互相銜接的問題。倒退個十年，那時很有限的幾個媒介都各行其是，各自為政：電視是一塊，它的晚會歌曲和別人都不發(fā)生關系；唱片業(yè)則瞧不起電視歌曲，認為它根本不是音樂；廣播里又有排行榜，但很多上榜的歌曲卻見不到唱片；紙媒上的“文字音樂”更是和誰都不沾邊。所以最后出來的結果都是偶然性很大：不知道哪個地方爆出個熱門電視劇，里頭主題歌也跟著“咣”一下火了；要不就是哪個排行榜里的歌突然一下唱得鋪天蓋地，和別的媒介也沒什么關系。我趕上的就是十幾年以前那個時候。不過我想以后這樣的情況就不太可能發(fā)生了。
新京報：你曾經說到過，自己很反對卡拉OK。但是對很多有年齡感的人來說，劉歡也是一“K歌之王”；19號演唱會當天，不出意外的話，也一定會出現(xiàn)“萬人卡拉OK”的盛況。你怎么看這種矛盾？
劉歡：我不是反對卡拉OK這種娛樂方式，客觀地將它對流行音樂的普及也功不可沒，但它也對我們的流行音樂帶來了一個負面影響，那就是他把歌曲的鑒別標準降低到了“是個人就能唱”的水平，如果一首歌比較“難”，大家在k廳里學唱不了，它即便再好聽也很難流行，我想這就是我們中國出不了瑪麗婭·凱莉，出不了惠特妮·休斯頓的原因，確實有好些歌是“只能聽不能唱”的。這不光是個嗓子好壞，還有很多技術問題，是靠音樂家的天賦和訓練得來的，假如誰都能唱，那還要歌唱家干嗎，要音樂家干嗎？
新京報：現(xiàn)在也有這樣的情況，就是在藝術上追求過頭了，老百姓往往不太容易接受。它是不是也反映了這樣一種情況，就是我們的聽眾由于長期缺乏音樂教育，導致某種接受上的障礙或者趣味膚淺化？
劉歡：我想水漲船高嗎，水高了，船才會更高。假如說有一部很好的電影老百姓就是完全看不懂，我從來不相信這個事。可能是那部電影做得真的不夠好，或者技術上還有問題。水漲船高，船在高也不可能高到離開水面升到天上去，所以我們做一個東西不可能超過老百姓接受能力很遠很遠，充其量也就是領先一步而已。你的水平和大家也就是相當的，我們所作的是通俗音樂，好的通俗音樂就是好聽的音樂，先甭預設那么多的這“主義”那“技術”的，如果你寫一首歌大家完全聽不懂，那一定是你技術上還有問題。
關于音樂：下一代要比我們幸運
新京報：有一個平庸的問題，在音樂方面，誰對你的影響比較大些？
劉歡：真說不清哪一個，要說比較大，可能和我最早喜歡古典音樂有關系。古典音樂我沉迷了大概有3年之久，以前我的唱片全是古典的，一直到最近十幾年我才開始大量買流行音樂的唱片。
新京報：為什么會這樣？這么長時間古典音樂的自學訓練對你來說有什么樣的意義？它對你的影響主要是技術方面還是藝術趣味方面的？
劉歡：都有�，F(xiàn)代音樂再發(fā)展，從技術上來講還是來源于古典的。因為西方音樂這幾百年來沒有斷流，幾百年前從巴洛克開始，一直到20世紀初開始的流行音樂、都市音樂，都是這么一脈相承走過來的。50年代后大家開始反叛，但并沒有和過去決裂，我們對西方的東西很多時候都是從中間半截起開始接受的，要不就是從支流上截半段接受，最后的結果往往變成搞古典的看不起搞搖滾的，搞搖滾的看不起搞古典的，好像彼此沒什么關系，其實不是。我前段時候在網上看到一個報道，有人調查了現(xiàn)在最熱門的一些西方電子樂隊樂手們喜歡聽什么樣的唱片，結果發(fā)現(xiàn)他們好多人都喜歡德彪西、拉赫馬尼諾夫，勃拉姆斯什么的，他們的源泉都是他們的傳統(tǒng)的東西，西方的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它的源流沒有斷過。倒是我們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文化上有幾次“斷流”，可能也造成了我餓們接受西方的東西也是斷斷續(xù)續(xù)的，進而造成是我們把它割裂開來看了。再有可能就是目光短淺的原因了。
新京報：你覺得你的音樂之所以比別人更容易被各個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是不是也與你對古典音樂的偏愛、對西方音樂史的長期研究有著比較直接的關系？
劉歡：非常有關系�？赡茉偻乱淮秃昧恕，F(xiàn)在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是聽著西方現(xiàn)代音樂長大的，不像我們有一個“揚棄”的過程，我們是不得不丟棄很多東西，再把很多斷了的珠子接起來，而現(xiàn)在20歲左右的人都是跟著潮流直接順過來的，他們的東西就反而能做得很自然。所以從做音樂上來講，他們要比我們幸運得多。
來源：新京報 作者：楊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