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北京市人口計生委主任鄧行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北京市將制定名人富人收入測算方式，按其收入比例收取社會撫養(yǎng)費。由此，關于名人富人超生問題如何才能真正有效解決的話題再次出現在公眾面前。

　　名人富人超生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有效控制人口數量增長過快的情況，以防人口數量的過快增長直接影響國家經濟的增長和環(huán)境、資源的不足的矛盾，我國開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1982年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頒布，計劃生育以法律的形式被規(guī)定下來。該法律中明確規(guī)定：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

　　然而，法律的規(guī)定對于社會名人富人似乎形同虛設。在他們那里，生育兩個或者是兩個以上的孩子已經不是稀罕事。為了多生孩子，這些富人和名人們會想出各種各樣的招數來對付現行的計生政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實現自己的超生愿望。

　　由于他們的社會影響和示范作用都很大，因此對國家現行計生政策這種明目張膽的“對抗”，惡劣性是顯而易見的。

　　在一項民意調查中，61.1%以上的網友認為應對超生的名人進行嚴懲。作為名人、明星這樣的公眾人物，尊重和遵守國家法律規(guī)范是基本的準則，應對敢越超生“雷池”者，該重罰的就重罰，該開除的就開除，該封殺的就封殺。

　　其實，對于名人富人超生的問題，國家相關部門曾給予過“高度重視”。一些省份還根據自己的情況，制定出了相應的措施和方案。

　　2007年1月22日，國務院發(fā)布了《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tǒng)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確要求：“嚴肅處理違紀違法行為，凡違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會撫養(yǎng)費；造成惡劣影響的，可予以公開揭露；是黨員、干部的，依紀依法從嚴懲處�！�

　　同年，浙江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章文彪公開表示：對于名人、富人超生情況，將征收高額社會撫養(yǎng)費，情節(jié)惡劣的，將予以曝光。國家人口計生委政法司司長于學軍在回答記者提出的“如何看待浙江對于名人富人超生的措施時”曾透露：國家計生委在適當的時候將出臺政策，嚴懲富人、名人超生。如富人、名人超生，將不僅受到經濟上的重罰，而且會列入不良記錄名單，將不能參加各類獎項的評選。

　　然而，幾年過去了，名人富人超生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撫養(yǎng)費對富人來說是“九牛一毛”

　　“想生就生”的名人、富人背后，是相關法律制度的漏洞。

　　按照計劃生育法規(guī)定，超生的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費用額度是超生者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3至10倍。然而，社會撫養(yǎng)費并未成為阻擋名人富人超生的門檻，因為其規(guī)定繳納的數額對于名人富人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

　　鄧行舟透露，將向名人富人征收比普通收入家庭更高額的社會撫養(yǎng)費。至于所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的數額，將以名人、富人上一年度的收入為標準。北京市將制定其收入測算方式，按其收入比例收取社會撫養(yǎng)費。新華網評論員陳一舟則認為，對于有錢階層而言，幾萬與幾十萬的社會撫養(yǎng)費猶如小菜一碟。單純以提高社會撫養(yǎng)費數額作為嚴懲富有階層超生的手段，其作用不會太大。同時“指望具有超生欲望的富有群體在社會批評聲中進行道德自律，進而產生行為自覺，實在是有點不太現實”。

　　盡快完善法律并用制度督促自律

　　記者查閱計劃生育法發(fā)現，除了征收社會撫養(yǎng)費，還有一種行政處罰的方式，即由單位對超額生育者予以紀律處分，例如調職、降職、減薪等。但目前社會上的“超生新貴”沒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單位限制，而且許多就是老總，或者是演藝公司的藝人，所謂的處罰對他們來說幾乎沒有約束力。

　　接受記者采訪的一位法律人士表示：盡快從完善法律法規(guī)入手，考慮用更多的法律懲處手段對“單一罰款式處罰”進行補充。與此同時，還要以制度跟進來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將名人富人超生納入誠信監(jiān)督，建立企業(yè)或個人誠信體系，把這些人群的超生，與企業(yè)信譽度、個人誠信度掛鉤。毫無疑問，只有名人富人的違法超生空間變得狹小，名人富人超生現象才會真正得到遏制。

　　然而，對于名人富人超生如何“依法治理”，接受記者采訪的另外一位法律界知名專家卻拋出一個問題：法律如何去界定名人富人？他說，“名人富人”本身就是社會概念而非法律概念，用什么法律意義上的標準去界定一個人的“名人富人”身份？“我們沒有這樣的法律標準，事實上也無法產生這樣的法律標準。名人的社會標準是什么？知名度。富人的社會標準是什么？財富�？蛇@都是社會標準，就像‘好人壞人’的概念一樣，是一種幾乎無法法律化，甚至連政策化或制度化都有相當難度的社會標準。”

　　他指出：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長的前提下，應考慮重新構建更有威力與效力的法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