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報道：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guī)劃中心病毒性肝炎室主任崔富強透露，衛(wèi)生部擬出臺政策，在常規(guī)體檢表中取消乙肝“兩對半”檢測。當晚，衛(wèi)生部就此回應：“常規(guī)體檢刪除乙肝項目”非官方意見，只是專家個人意見。那位崔專家隨即也辟謠：我的意思被誤解，我不清楚衛(wèi)生部有此打算。(《新京報》8月3日)

　　今天媒體報道某個部委動向，明天這個部委就出來辟謠，這已成為輿論中司空見慣的景象，不過這兩天似乎特別集中。有媒體曝已通過專家評審的廣州擁堵費很快就會征收，廣州一位副市長迅速辟謠稱“連我都不知道”；有媒體曝“中石化兩大集團認為現(xiàn)行調(diào)價機制過于透明”，第二天中石化官方就否認有過這種說法——這樣的“先曝后否”極大地傷害了新聞的公信力，也使時評成為一種高風險職業(yè)。

　　分析這些“先曝后否”的新聞，多數(shù)中都可以看到專家的身影：消息確實不是出自政府官員，不是由相關政府部門曝出，而是由與該部門有著密切關系、身上印著該部門符號的專家曝出。因為這種與部委相關的身份，專家會曖昧地自命為官方，媒體會將其解讀為官方，結果到公眾那里就理解為板上釘釘?shù)墓俜經(jīng)Q策了，引起激烈爭論甚至軒然大波，官方不得不站出來辟謠。

　　為什么會頻現(xiàn)“專家曝”引起的傳聞和誤讀，為什么“先曝后否”的政務新聞一再發(fā)生？這暴露出中國當下官學不分、政務閉塞、精英決策等方面的許多問題。

　　首先是專家和官員身份糾纏不清。許多專家學者，既在大學和研究機構當教授做專業(yè)研究，又在政府部門擔任智囊或顧問，為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智力支持。比如，衛(wèi)生部就按專業(yè)門類聘請了許多專家擔任該部門的專家委員，為相關決策提供專業(yè)支持。隨著政府決策對專業(yè)化和科學化的要求越來越高，各部委都設置了類似的智囊團。這本是一件雙贏的事，可由于專家有了官學雙重身份，而他們又缺乏“多重身份下區(qū)別身份謹慎發(fā)言”的意識，有些人甚至利用這種身份故弄玄虛，這就導致了信息的混亂。面對一個專家發(fā)言，公眾難以區(qū)分到底是專家個人意見還是官方定論，以至在一些敏感問題上引發(fā)軒然大波，前段時間孫東東言論引發(fā)的風波就是這方面典型。

　　專業(yè)觀點與官方意見的混淆，隨之暴露出政務信息的不透明和政府在信息公開上的消極。一個政務信息透明的語境中，會很少出現(xiàn)這種誤讀和謠傳的。媒體很容易從官方途徑獲得權威信息，就會減少對“業(yè)內(nèi)消息靈通之專家”的信賴，從而避免專家個人觀點和官方意見的混淆。由于官方不愿意透露，而民眾對類似會不會征擁擠費、查不查乙肝之類關系到切身利益的信息又非�？是�，記者難以從官方那里得到準確信息，采訪相關專家就成為一種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以此來增加新聞的權威性。許多事關政務的新聞都是如此，官方諱莫如深刻意回避，只好由專家來補位。結果導致誤讀，官方不得不被動站出來辟謠或撇清關聯(lián)。

　　由于官方新聞發(fā)布的不完善，就出現(xiàn)了一種奇怪的輿論景觀，許多重要的政策經(jīng)常都首先由相關專家曝出。官方的缺位，也在無形中抬高了相關專家的地位和身價——公眾無從直接獲得信息，要靠專家這個信息中介去獲取。

　　這樣的新聞發(fā)布潛規(guī)則，與我們過度精英化的決策機制有很大關系。我們當下的許多決策走的都是這樣的路徑：先由官員確定方向，再由專家討論形成某個決策，再在圈內(nèi)業(yè)內(nèi)非正式傳播，最后公眾才“被告知已成定論的結果”——這典型地表現(xiàn)在“取消五一長假”決策上，方案尚未交付公眾討論，專家就確鑿無疑地說“取消五一黃金周已成板上釘釘?shù)亩ㄕ摗�。越來越多的政府決策“專家曝”，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精英決策路徑上。其實，許多政府決策并非僅僅是專業(yè)問題，而是涉及許多人切身利益的公共問題，最應依靠的不是專家評審和決策，而是公眾的民主決策。

　　當然了，“專家曝”新聞發(fā)布模式的形成，可能也是有關官員故意為之，是政府和專家在唱合謀好的雙簧戲。在一些爭議比較大的問題上，先借御用專家之口放風聲試探民意，如果民意尚能接受，那么政府就從后臺走向前臺確認專家言論代表官方意見；如果反對聲很大，那么官方就辟謠，稱這是專家的個人意見�！皩＜移亍笔枪俜娇蛇M可退可攻可守的矛和盾，“先曝后否”的新聞游戲，實際上是在玩試探民意的政治權術。(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