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提出了嚴格的“一胎化”的主張。此觀點一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爭議。日前，本刊記者就當前計劃生育問題，調查采訪了北京基層計生干部和社區(qū)居民。

　　據最新的網絡調查顯示，有61.1%的被調查者支持“放開二胎”，反對的有32.1%；有二胎生育意愿的達61.7%，沒有二胎生育意愿的有30.3%；在選擇生育二胎理由的調查中，有60%的人認為獨生子女家庭太孤單，26.1%的人認為獨生子女有成長、成才、婚姻、養(yǎng)老、社會發(fā)展、國防等“六大風險”。這與記者在基層的采訪情況基本相似。

　　記者在調查中發(fā)現，目前在北京計劃生育工作的執(zhí)行中，還存在著諸多難點，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流動人口、富人名人、涉外婚姻的計生工作難題。

　　城市流動人口

　　——計生工作的“極大挑戰(zhàn)”？

　　據記者采訪了解，對于當前的人口政策和計生工作，很多基層計生工作者反映出的最大難點之一就是流動人口的計生管理。

　　“城市流動人口計劃生育難控制，就是因為人、戶籍和居住地三個不在一塊�！北本┦惺�景山區(qū)八角街道辦事處計生辦主任張美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我們有20多個流動人口大院，當我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把一個大院查完了，等我們查完另一個大院再返回來的時候，這邊的人又換了一撥。我們有一個全國流動人口信息平臺，我們把相關人口信息輸入進去后，過了2~3個月，保不準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不在我們這里了�！�

　　在當代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多重力量的作用、誘惑下，亦工亦農，漂流于城市和農村之間，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世界上最大規(guī)模的流動人口。

　　據2005年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進行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全國人口中，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2000年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

　　流動人口的增加對現有的戶籍管理制度、勞動就業(yè)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帶來一定的沖擊，也對傳統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管理模式和服務模式提出了現實的挑戰(zhàn)。流動人口的計生管理難、服務難，長期以來已成為困擾人口計生工作發(fā)展的瓶頸。

　　“我們石景山區(qū)有石景山醫(yī)院、首鋼醫(yī)院、朝陽醫(yī)院京西院區(qū)等四大醫(yī)院，他們每年把新出生嬰兒情況往我們計生委報，我們再來對流動人口嬰兒進行核實，但事實上我們找不著他們。比如他們在醫(yī)院登記的x路x門x號，等我們去核實的時候，根本就沒這個人�！睆埫谰瓯г拐f：“有的育齡母親懷孕了，她也知道社區(qū)在找她，她就趕快搬家，有的是還沒有生育指標孩子就出生了�！�

　　國家人口計生委在2007年開始統計的有關數據顯示，2007年，全國流動育齡婦女總量為5599.5萬人。其中，已婚育齡婦女為3162.1萬人，跨省流動育齡婦女占56%，總數為3135.4萬人。

　　而根據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四條規(guī)定：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由其戶籍所在地和現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負責管理，以現居住地為主。

　　這就給“現居住地”的計劃生育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挑戰(zhàn)”。

　　“我們以流動人口居住點為依托，一直在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進行創(chuàng)新。”張美娟介紹說，八角街道從2004年開始在摸索、處理流動人口的管理與服務的關系，讓流動人口把社區(qū)當成他們第二故鄉(xiāng)，變成他們自己的家。

　　據介紹，八角街道在流動人口居住點都設有一個管理員，不管進出都要進行登記。實行街道、社區(qū)、居住點三級管理與服務，由管理員、宣傳員定期發(fā)放宣傳資料、避孕藥具，定期進行孕檢服務和生殖健康服務；也經常搞些活動，如姐妹聊天會、介紹工作、孩子入托、辦理生育服務證、提供免費技術服務等。尤其是特困家庭，可以隨時隨地找街道或社區(qū)，他們“有求必應”。

　　同時，張美娟認為“山東省的計生部門做的相對比較好”，他們要求“育齡婦女不管在哪里，定期要往原籍寄回一張孕檢單，證明沒有懷孕，然后到我們的計生部門核準后寄回老家”。這樣，使原籍和居住地兩方面都能掌握育齡婦女的生育情況，就不會出現“超生問題”。

　　“我們現在的工作不能靠行政手段，強制人家不許超生，而是以服務代管理，想盡一切辦法給流動人口提供服務。通過服務讓他們覺得‘既然居住在這個社區(qū)，就要遵守這兒的法律法規(guī)’。流動人口有生育的權利，但是也有守法的義務，這都是雙向的。”張美娟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