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局

　　2月25日，微點副總裁田亞葵在電話中對記者表示，不清楚案件細節(jié)。他同時表示，微點公司正常運轉，其產品“微點主動防御軟件”目前可以通過微點網站以及連邦等渠道購買。

　　瑞星副總裁毛一丁則表示，其正在澳大利亞休假，不太清楚案件進展情況。他建議記者去公安局和檢察院等部門求證。

　　很顯然，“國內首例防病毒公司傳播病毒案”的全部真相還有待有關部門做出最終的結論。但相關當事人夾雜其中的恩怨情仇卻不難追溯。

　　據(jù)記者了解，加盟瑞星后，劉旭花了2周時間，為瑞星防病毒卡做了很詳細的整體設計，找了一個博士生編程，很快做出了產品。

　　這款產品的成功出乎劉旭與王新的意料。1993年4月，瑞星防病毒卡一個月就銷了一萬套，瑞星成為國內防病毒卡市場的No.1，華星則被遠遠的甩在了身后。

　　據(jù)知情人士介紹，就在瑞星走向成功之際，其在王新的主導下展開多元化，拿著防病毒卡賺來的錢四處投資。而這段時間，殺毒軟件異軍突起，防病毒卡卻成為過時的產品。至1997年，瑞星的市場份額收縮至不足1%，市場老大的地位被江民科技取代。

　　劉旭早在1993年就看到了殺毒產品軟件化的問題。面對失利，瑞星開始重組。最終，瑞星決定由劉旭出任總經理；王新任董事長，但在公司決策上只擔任顧問角色。

　　劉主導瑞星實施新政，聚焦殺毒軟件市場。到了1999年，瑞星開始奪回部分市場份額。同時，瑞星將公司產權股份化、法律化，解決企業(yè)遺留的利益問題、地位問題和心態(tài)問題，當時確定王新占股約60%、劉旭約30%。

　　1999年，瑞星重新占據(jù)反病毒領域的主導位置。

　　2003年，離開瑞星后，煙不離手的劉旭有一段時間常把自己封閉起來，回憶瑞星歲月。那是一段有過風雨，更多卻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其間，中關村的企業(yè)有的合了，有的散了。

　　陽光沒有燦爛到永遠。中關村這對曾經的最佳合作伙伴最終卻以魚死網破的方式收場。

　　中關村式生存

　　忙于賺錢的中關村人喜歡講英雄故事，早年講萬潤南、金燕靜，然后講柳傳志、段永基、王志東，現(xiàn)在則是李彥宏、張朝陽。

　　但這塊崇拜英雄的地方，不僅有蕩氣回腸的英雄傳奇，也總有快意恩仇的豪氣，以及心悸氣短的悲情腳本。

　　熟悉中關村的人士認為，王星與劉旭代表了中關村的兩類人。

　　王新是中關村成長的親歷者。1985年，在中科院計算所工作的王新22歲。那時候“兩通兩�！睒I(yè)已建立，王新身邊的人開始上中關村“淘金”。王新隨即也拋卻了“想通過考中戲，當導演，跳出中關村”的路徑，進了聯(lián)想工程部。

　　1988年，他辭去聯(lián)想的工作，“沖上了街”。一年之后，王新邂逅堅稱“搞計算機是科研和學問”的劉旭。

　　與從大學院所來到中關村的“街上”，思想意識、行為邏輯也來到“街上”的王新相比，劉旭代表的則是，從大學院所出來，但思想意識，行為邏輯仍在“院里的人”。

　　不管是哪一類人，大浪淘沙，既有勝出者，也有失敗之人。前者包括聯(lián)想的柳傳志、四通的萬潤南、信通的金燕靜、科海的陳慶振等。那時候，村里的生存環(huán)境與今天截然不同，聯(lián)想、四通等都遵循“一柜臺、一張桌，一間房，一層樓，一幢樓……”的發(fā)展脈胳，他們沒有現(xiàn)在的風投機制，也貸不來款，他們需要生存，生存需要錢，他們摸著石頭，找到了各自的賺錢、生存方式。

　　中關村還有第三類人，那就是周邊失地的農民，他們也在街上辦起了企業(yè)，并構成了“電子一條街”最初的主體。

　　上述中關村人士對記者表示，在中關村的大舞臺上，農民企業(yè)家成為最早的出局者，但他們的“精明、堅韌、草根、不計手段、不重契約、不重知識產權保護”等中關村印記卻流傳了下來。

　　尤其是在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后，他們需要解決做大做強的問題，而此時那些所謂的“中關村印記”就開始發(fā)酵。不斷有博弈上演，其中包括柳倪之爭、方正逼宮等。

　　時至今天，這種博弈仍在繼續(xù)，只是版本升級，其表現(xiàn)更為豐富，當然也包括王新與劉旭的版本。

　　如今漫步中關村，這里有買盜版光盤的婦女、發(fā)小廣告的民工、附近高校來這兒浪蕩的學生、中央廣場有來休閑的市民，就在你不經意間，李彥宏、馬化騰、曹國偉、馮軍、俞敏洪也許就會從身邊走過。

　　25年過去了，中關村發(fā)生了許多變化，人群更復雜，層次感更豐富，但把中關村建成中國硅谷的夢想，卻并沒有成為現(xiàn)實。

　　“對創(chuàng)新的尊重，對契約的尊重，對商業(yè)倫理的尊重，仍然缺失或不足夠，這正在制約中關村的發(fā)展。”上述中關村人士說。（侯繼勇）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