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助周恩來、鄧小平做經(jīng)濟工作

　　谷牧在回憶周恩來時說到，自50年代到北京工作后，周恩來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風，至今一直激勵著我”。

　　周恩來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風是什么？學者張宏喜認為，在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中，有別于以王明為代表的“天上掉下來的馬列主義者”，以及山溝里土生土長的馬列主義者，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在歐洲創(chuàng)建和參加共產(chǎn)主義組織的那一批共產(chǎn)黨人，給全黨帶來了優(yōu)秀的基因。周恩來遵守紀律，服從中共和共產(chǎn)國際的領導，但也沒有像“天上掉下來的馬列主義者”那樣高高在上、教條和脫離中國實際；佩服毛澤東和服從黨的紀律，也基本擺脫了那種心胸不開闊、急于求成的缺陷，而是廣納各方所長，把馬列主義同中國的實際和優(yōu)秀傳統(tǒng)較好地結合起來，實事求是，凡事不偏激，考慮較周全，既宏觀又細致，積極而穩(wěn)重，腳踏實地，能聽取和包容不同意見，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能最廣泛地團結各方人士。這種優(yōu)秀基因給中國人民、中國革命特別是建國后的建設、乃至后來的改革開放，帶來了極大的好處。

　　因為這種基因，或者像谷牧所言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風，周恩來的政務院或國務院中吸納了大批黨內(nèi)讀過書的優(yōu)秀人才。在他秘書長或辦公室主任中，李維漢、齊燕銘都是讀書人出身。即以谷牧來說，到北京后能兼任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副主任，除了他本身的能力之外，與周恩來重視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有很大的關系。

　　谷牧的兒子、著名劇作家劉會遠評價乃父說，“父親曾深受周總理的影響，專業(yè)干部必須堅守原則是周總理的政治遺產(chǎn)之一�！彼�又說：“谷牧的一生堅守‘常識’和‘理性’，并在他身上體現(xiàn)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最后在勝利完成改革開放的歷史使命后被稱為‘明白人’�！�

　　評價周恩來，“中庸之道”是常常掛在嘴邊的詞語。谷牧行事的原則性和“中庸之道”，自然帶有周恩來言傳身教的烙印。

　　在谷牧當年的工作環(huán)境中，要與之打交道的人，有像周恩來、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甚至毛澤東這樣的比他要年長一輩的中央高層領導，也有年長他許多、資歷比他深的李富春、薄一波等領導人。從1955年1月到北京工作，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審查、“靠邊站”的5年(1968～1973)，谷牧一直在中央經(jīng)濟和建設部門任職。從谷牧的回憶錄及別人寫谷牧的文章中，我們看不到他與上述哪個領導人有什么爭執(zhí)。相反，谷牧與他們相處得非常融洽。正因如此，谷牧自到中央工作以后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即使在“文革”日子很艱難的時候，在報道中央領導人出席某重大場合時的一長串名單后，總會帶上一句：“還有余秋里和谷牧同志�！笔煜ぎ斈曛袊�政治的人都知道，這個“還有”的“名單學”，是一個人沒有被打倒的象征。這，自然是谷牧“中庸之道”的體現(xiàn)。

　　谷牧的原則性，從“文化大革命”中的兩件事情可以得到充分體現(xiàn)。

　　第一件事情是關于工交《十五條》起草的過程。“文革”初期，工交系統(tǒng)遭受的沖擊很大。周恩來曾找余秋里和谷牧談話，要他們一個抓計劃會議，一個組織一個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統(tǒng)如何“抓革命、促生產(chǎn)”的問題。這后一個任務，就落到了谷牧肩上。

　　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人陳伯達，已經(jīng)就工交系統(tǒng)如何進行“文革”擬出了一個文件。在谷牧主持討論這個文件的工交座談會上，與會者對于稿子中提出的“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問題，都表示反對。谷牧重新起草了一個修改稿，明確寫上“十七年來，工交戰(zhàn)線基本上是執(zhí)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這個總精神，除此之外，還對原稿作了一些增刪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條實質(zhì)性的內(nèi)容：(1)工業(yè)化大生產(chǎn)具有連續(xù)性和社會協(xié)作性，不能停產(chǎn)鬧革命，只能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參加“文革”活動，只能在業(yè)余時間內(nèi)進行，八小時工作制不能侵犯；(3)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連。修改后的稿子，由原來《十二條》變成了《十五條》。

　　不料，谷牧的修改卻引起陳伯達的極大不滿。谷牧應召到陳伯達辦公室后，陳拿出一本線裝書，怒氣沖沖地要谷牧讀讀他指定的一段話。這是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的一段文字：“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因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所畜，流俗之所輕也。”意思是，寫文章的，搞歷史的，研究天文的，是類似算命打卦一類的下九流人物，本來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戲弄、被娼妓戲子所豢養(yǎng)、被社會習慣勢力所輕視的。谷牧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時，以沉默應對。陳伯達便大發(fā)牢騷說：“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xiàn)在你們也瞧不起，你們有本事�。“盐覀兊母遄痈牡皿w無完膚了，有本事你們自己寫一個嘛！”谷牧這才明白，陳的火氣是源于他對《十二條》的修改。谷牧當然知道此時陳伯達的地位，但他依然解釋說：“情況沒有這樣嚴重，我們不過是結合工交系統(tǒng)實際，加了那么幾條，使文件更完善一些。”此后，面對陳的許多蠻橫不講理的話。谷牧以沉默應對。雖然事情后來因周恩來堅持而平息，但谷牧的做法也讓人欽佩。

　　第二件事就是黨史上有名的“二月逆流”。當時的說法是：“三老四帥兩幫兇”。(三老指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四帥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兩個幫兇是指谷牧和余秋里)。負責記錄的谷牧，三老四帥對“文革”怨氣沖沖、會引起麻煩的話，“一個字都沒有記上”。作為“兩幫兇”之一，雖然對谷牧的批斗逐漸“升溫”，但他依然秉承周恩來的指示，像個救火隊長一樣，在工業(yè)和交通最混亂的地方出現(xiàn)。而他的“幫兇”，也使他與三老四帥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谷牧的原則性和中庸之道，顯然得到了包括鄧小平在內(nèi)的黨內(nèi)高層人士的首肯。1975年鄧小平復出進行“整頓”時，谷牧的任職得到了提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在鄧小平的整頓中擔當重要角色。

　　谷牧的升遷，顯然與“文革”中陳永貴、張春橋等新貴的升遷不同。他獨善其身，并盡力而為地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升遷是理所當然。而這次升遷的職務，使他在粉碎“四人幫”以后，能夠較早地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打前站，并擔當特區(qū)建設的“前線指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