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貴州甕安事件被處分官員帶病復出，遭遇輿論聲討，似乎問責和復出已經(jīng)成了一場政府和媒體的“躲貓貓”游戲。近日，媒體又曝光了三鹿丑聞中被處分的官員——質(zhì)檢總局食品生產(chǎn)監(jiān)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帶病復出，更強化了這種“躲貓貓”的感覺。并且，在這場游戲中，有關部門帶病復出的操作技巧越來越出神入化、爐火純青了。玩“躲貓貓”，輿論和媒體永遠不是政府有關部門的對手。

　　說鮑俊凱帶病復出，不是一個準確的概括，應該叫“帶病高升”。媒體的報道顯示，鮑俊凱是于去年12月就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黨組書記、局長一職的，而當時三鹿奶粉事件早已引發(fā)舉國關注，早在當年9月，時任質(zhì)檢總局局長的李長江就因三鹿奶粉事件引咎辭職。今年3月20日，有關部門公布了對包括鮑俊凱在內(nèi)的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負有重要責任的8位官員的處理結果。這意味著，鮑俊凱在受到處分前就已在異地任新職，處分并未影響到他的高升，被問責的職務早就成為一具空殼。顯然，“帶病高升”是“帶病復出”的復雜變種，其操作方式更隱蔽，讓媒體和公眾很難察覺。

　　“躲貓貓”的技巧實在很高。張志國以“臨時工”的身份復出被輿論識破了，段春霞以“協(xié)助工作”的身份復出也被媒體看出來了，還有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甕安事件中被撤職的原縣委書記王勤，巧妙設計的“悄悄復出”都被敏銳的輿論察覺到了——可是，這些曝光并沒有遏制住官員帶病復出，而只是在你躲我找中提高了帶病復出者對付媒體的技巧，使帶病復出越來越難被發(fā)現(xiàn)，貓貓躲起來越來越難找。

　　不是網(wǎng)民偶然在新聞報道中發(fā)現(xiàn)鮑的蹤跡，輿論很難察覺鮑副司長在受處分前早就成了鮑局長了。人家不是等著問責后再復出，而是在問責之前就脫身了，穿上了“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黨組書記、局長”的新衣，留下“質(zhì)檢總局食品生產(chǎn)監(jiān)管司副司長”的空殼隨便你怎么處分。問責只是對一具沒有意義的空殼問責，而不是針對具體的人。高，實在是高。

　　在鮑俊凱“帶病高升”曝光的同一天，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章劍生接受《法制日報》采訪時稱，由于問責制的不完善，問責已經(jīng)成為一種平息民憤或官員互保的手段，成為惹禍的官員“避風頭”甚至位高權重者“丟卒保車”的借口，而在外觀上，它則是行走在法治舞臺上的一種“政治時裝秀”——“政治時裝秀”與“躲貓貓”的比喻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政治時裝秀”的輿論前臺，官員受到了問責；其實在媒體看不到的后臺，官員正以各種方式金蟬脫殼。

　　在問責制過度依賴媒體的現(xiàn)實中，這種“政治時裝秀”是難以避免的，看得見的前臺與看不到的后臺，官員很容易游刃于問責旋轉門中，從這個職務過渡到另一個職務。

　　一個完善的問責制，不應該過度依賴媒體的監(jiān)督和曝光，而應該有一套內(nèi)在驅動的機制——只要觸動違法違規(guī)的開關，無須外在監(jiān)督，問責能立即自動運轉。中國的官員問責制正不斷規(guī)范和完善，一方面出臺了許多關于問責的法規(guī)細則，使問責有了法規(guī)可依；另一方面，問責也正逐漸走向實踐，許多事故發(fā)生后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已經(jīng)成為一種慣例。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問責很多時候并非制度自動驅動的，而是外在的輿論監(jiān)督驅動的，是輿論關注的壓力使問責運轉起來，問責很多時候只是為了給輿論一個交代，是為了平息民憤。這種依賴輿論驅動的結果，必然使問責成為政府與媒體間的捉迷藏、躲貓貓：輿論看得見的地方，問責存在；輿論看不見的地方，問責根本就是形式，撤職不過是一種暫時的過渡和避風頭，制度有著無數(shù)的“后門”留給官員帶病復出。

　　法律缺位，制度虛置，體制縱容，問責依賴媒體監(jiān)督。可媒體不是萬能的上帝，不可能時刻盯著被問責官員，只能偶然發(fā)現(xiàn)帶病復出的線索，所以問責的“政治時裝秀”能一直玩下去。輿論此次曝光了鮑局長“帶病高升”、“空殼問責”的貓兒膩，相信像以前許多帶病復出一樣，為平息民憤，鮑局長的局長位置可能難保�？蓭Р�復出在暗處，媒體在明處，長了這個教訓之后，誰知道他們又會折騰出什么新的變種？（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