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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應該成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和重建的支持力量，但前提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前夕，中國金融經濟領域的主要人物相繼發(fā)聲，一改往日“不作聲”或“少作聲”的作法，明確闡述了中國對于未來國際金融體系的看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fā)表文章提出“創(chuàng)造超主權儲備貨幣取代美元”的建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在英國《泰晤士報》也發(fā)文表達了類似的看法，要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當中發(fā)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中國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在國際舞臺上一直堅持的“韜光養(yǎng)晦”原則，可能因此次美國金融危機而被迫調整。這并不是說中國要放棄這一堅持多年的政策原則，而是說中國已經被迫推到了世界經濟舞臺的中心。有人因此把當前的中國比喻成大蕭條時期的美國：當時英國無能領導，而美國不愿意領導，也不完全具備領導的能力。這和今天的中國具有頗多雷同之處。

　　“取代美元”過于理想化

　　周小川提出“取代美元”建議，得到了很多國家的認同。由聯(lián)合國邀請的一些經濟學家所發(fā)表的研究報告，也呼吁拋開美元另起爐灶，建立新的全球儲備貨幣，解決單一儲備貨幣帶來的問題。

　　建立“超主權儲備貨幣”，可以理解為對美元體制的挑戰(zhàn)，滿足了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呼聲。但依筆者看來，“超主權儲備貨幣”過于理想化，并沒有現(xiàn)實操作性。因為它僅僅是從純經濟理性出發(fā)思考的結果，而忽視了國際金融體系背后主權國家政治權力所發(fā)揮的作用。顯而易見，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是主權國家政治權力較量和運作的結果，其本質始終是大國之間的游戲。比如說，IMF本身就是美國一手創(chuàng)建和操縱的，是美國強大實體經濟能力的結果。

　　增加在IMF當中權利的要求，也并沒有多少新意。因為IMF的重要性，達到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目的，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的想法都驚人地一致，那就是要在現(xiàn)存體制內往上爬。中國所提出的增加在IMF當中重要性的要求，即使得到了滿足，也不可能超過美國擁有的權利比重；即使中國在這種體制內爬到了頂點，獲得了領導地位，但還是無法改變這種體制結構巨大的缺陷，屆時中國的表現(xiàn)也并不一定會比當前的美國好。

　　扮演領導者得不償失

　　對于中國來說，要改變美元霸權體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現(xiàn)在中國顯然還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不過，外界并不一定這么看，因為西方陷入深重危機，沒有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的參與，就不可能拯救世界經濟，更不能重建未來的國際金融秩序。而在新興經濟體當中，中國經濟總量最大，外匯儲備最多，受到經濟危機的沖擊也較小，似乎只有中國才具有能力拯救世界經濟了。因此，不管是西方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都對中國寄予厚望，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然而，外界看到了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卻忽視了中國較低的人均國民收入。另外，中國的實體經濟能力以及政治、社會制度等方面，都不足以支撐中國擔任國際領導者的角色。中國過早扮演領導角色，對自身可持續(xù)發(fā)展并沒有好處，至多只能是滿足一下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原因很簡單，中國受到金融危機沖擊小，不是因為中國金融制度有多好，而是因為中國的金融制度還沒有完全開放；中國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的發(fā)育也都不具備足夠的支撐力。

　　中國調子不應太高

　　即將召開的G20峰會，僅僅是未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漫長談判的開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調子不應太高，因為中國還不具備實現(xiàn)“良好建議”的能力。依筆者看來，中國應該扮演的是一個積極角色，成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和重建的支持力量，但前提是中國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等到國內社會、政治改革成功之后，中國才有可能具備扮演領導者角色的能力。

　　目前中國的境地較為尷尬，中國一方面在購買美元，幫助美國恢復美元霸權的元氣；另一方面又提出“取代美元”的建議。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中國對美元體制不滿同時的無能為力。

　　制衡美元的唯一出路就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中國現(xiàn)實的做法是，減少IMF的國際責任，把權限分散到其他區(qū)域型金融和經濟組織，尤其是把重點放在培育人民幣的成長上。人民幣首先可以成為美元與歐元之間平衡者；從長遠看，人民幣必須成長為儲備貨幣的一種，只有當中國有能力提供另外一種儲備貨幣時，中國才會有能力建設一個較為公平和公正的國際金融秩序。(本報記者梁輝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