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促使“公務員財產申報法”早日出臺，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律師今年再次提交議案，此次拿出了一份6000余字的“公務員財產申報法”草案。為減少推行阻力，他還提出實行“3年豁免期”，以讓申報對象主動上交違法違紀所得。(昨日《南方日報》)

　　應當說，韓德云代表的這份立法草案適得其時。溫家寶總理近日在與網民的對話中曾表示“正在積極準備這項工作”，這說明中央推出“陽光法案”的努力；二是新疆阿勒泰地區(qū)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上的廉政實驗正在走向深入，與以往的處級干部財產申報只向上級官員申報不同，阿勒泰不但大大拓寬了財產申報的范圍，還開創(chuàng)性地實現了官員財產的部分公開。只有公開，才能打破“反腐封閉化”傾向，讓反腐敗不再只是上級官員或紀檢人員的權力和責任，而還原為廣大公眾的權利。權力與權利相結合，才能有效地遏制貪腐。

　　如總理在與網民對話中所提到的，即便在應對金融危機這樣重要的時候，反腐問題依然成為網民關注的2009年兩會熱點之首，這發(fā)人深思。其背后的信息，可以從多個層面來解讀。一是表明現在的反腐形勢依然嚴峻，不容反腐部門有任何的懈怠；二是民眾對反腐敗從不缺乏熱情，更不缺乏表達，反腐制度的建設理應順應民意，汲取民智，讓權利能夠方便地參與到反腐敗行動中來。

　　毫無疑問，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正是這樣一個既能推動制度防腐，又能借力于民眾加強反腐的理性建言。被稱為“陽光法案”的官員財產申報，能夠將官員的財產攤開在陽光下，接受公眾的審視。也只有借力于公眾的監(jiān)督，才能有效地核實官員在財產申報中是否存在虛假申報的情況。

　　也應看到，財產公開制度涉及官員的既得利益，很難從官員內部生長。于公共媒體上，我們還未聽說過某位官員代表提出“官員財產申報公開”的議案或是建言。倒是近十余年，作為法律服務者的律師階層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大、政協，我們才“有幸”地在“兩會”頻頻看到類似韓德云律師提出的議案�？梢灶A料的是，隨著官員代表逐漸減少，“兩會”推動官員財產公開的聲勢將會越來越大。

　　或許正是因為考慮到其議案的可接受程度，韓德云代表才提出了“3年豁免期”一說。作為“陽光法案”的堅定推動者和法律從業(yè)人員，我們應該相信韓德云的努力都是為了制度建設，而非其他。從立法技術和廉政制度建設上看，“豁免期”的提出并非毫無意義。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后，廉政風暴迅即拉開，利益集團也猛烈反撲，甚至出現了部分警察罷工、警廉嚴重對立的局面。廉署通過“抓大放小”、“敲山震虎”等策略，并在“污點證人”、“缺席審判”等具體制度的支持下，以對部分貪腐官員有條件的豁免換取反腐敗的深入推進，成功控制了腐敗蔓延的局勢。這樣來自法治地區(qū)的寶貴經驗理應為制度后行者所吸取。

　　法律永遠是一種妥協。當然，妥協也不能失去原則。能不能實行部分“豁免”，對符合哪些條件的官員才給予“豁免”，這些都有待我們進一步討論。當務之急，還是應凝聚更多民意，推動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盡快出臺。從網上看民眾對“豁免期”的態(tài)度，以批評者居多，這將不利于共識的達成。“兩會”召開，不妨擱置對“豁免期”的爭議，而先在“陽光法案”的基本理念上通過討論達成較大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