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個年末我們回首中國司法，最閃亮的開端當屬1月1日死刑核準權上收最高人民法院。從數(shù)年呼吁到最終收回，這一被視為眾望所歸的改革經歷了太多變遷。到今天新制運行已近一年。這個時候，我們回顧與探訪，是想知道，這一年，死刑復核的起步運轉，到底給中國社會和平常人心帶來了哪些變化？掌握生殺大權的法官會想些什么？復核后重獲生命的死刑犯想些什么？沒有看到“殺人償命”結局的被害人家屬想些什么？失去對死刑控制權的基層法院和地方政府又會怎么想？
任何改革，第一年總是震動最大，伴隨著新舊系統(tǒng)的各種沖突與摩擦。這一點在我們的調查中亦有所現(xiàn)。但我們認為，只要代表進步方向，一切改革帶來的雜音和困擾都將是暫時。正如一位法院院長所言，死刑復核這一年，是磨合的一年。我們理解，這種磨合，包含了新舊法律制度的磨合，新老法治思維的磨合，中央和地方的磨合，政府和法院的磨合，還有，普羅大眾與嶄新世界的磨合。
我們希望通過對死刑復核的周年記錄，能為公眾提供更多視角去看待這一與生命最息息相關的刑罰制度，進而對死刑制度的改革抱有更多的理解。
死刑減少
“能不殺就不殺”的氛圍彌漫在整個中國法院系統(tǒng)。
高級法院院長會議、刑事審判人員輪訓、各種刑事專業(yè)會議接連不斷，都沖著一聲指令——把死刑數(shù)字壓下去。
得益于死刑復核權的收回，這一年，中國的死刑數(shù)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格控制。
在今年11月的全國法院司法改革會上，最高法院院長肖揚說，今年死緩判決首次超過死刑判決。
據西北某重點城市中級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長介紹，到目前為止，其所在法院今年執(zhí)行死刑數(shù)大約10起，而往年的平均數(shù)量是60起。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司法系統(tǒng)的強力傳達，實務界在刑事和解方面的探索，以及實踐中對經濟犯罪適用死刑的謹慎，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影響了死刑數(shù)量的減少。
種種信息表明，2007年可能創(chuàng)下十年來中國死刑數(shù)量最低點紀錄。
在今年下半年的一個場合，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審判的副院長對有關學者說，通過死刑復核發(fā)現(xiàn)，下級法院的庭審粗糙潦草、走過場，偵查機關取證的不扎實，令人擔憂。
在“可殺可不殺”上，實踐中法官掌握著極大的裁量權：“手段殘忍”、“影響惡劣”、“民憤極大”、“情節(jié)特別嚴重”、“非殺不可”——隨便一個概括性評價就能使人頭落地。
某中級法院的刑庭法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xiàn)在稍微判重就難過省高院這關。被發(fā)回重審或改判意味著辦了錯案，這種潛在的風險讓很多法官就輕不就重。
武漢大學刑法學教授馬克昌說，地方法院“起碼不敢像過去那樣，一個案子判那么多人死刑”。
法官勞碌
忙忙忙。這一年，是20年來中國最高刑事審判庭最忙碌的一年。
最高法院老刑庭的法官們經歷了職業(yè)生涯中最劇烈的變化。一位法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以前人手少，八小時內也能應付自如，根本不用加班�，F(xiàn)在，法官和法官助理的數(shù)量雖翻了幾倍，當死刑案件從三十多個高級法院潮涌而來時，有的法官還是扛不住。
年休假取消，每天加班一小時、晚飯在院食堂吃，周六不放假、周日加班是常事。因為案子太多，連其他庭刑事組的法官也被抽調過來。2008年最高法院還將招131名審判人員，其中刑庭占到120人。
從下級法院選調上來的法官需要適應最高法院的工作方式，需要安置家庭。據悉，最高法院只給法官家屬解決北京戶口，幫孩子找學校，但不負責給家屬找工作。安家落戶牽扯了上調法官的部分精力。
剛剛畢業(yè)的研究生壓力更大。一位有十多年死刑復核經驗的法官說，比起其他工作，死刑復核更需要一顆成熟、安靜的心。在西方觀念中，決定人之生死只有上帝能辦到。對于這些年輕人來說，除了工作方式方法的適應外，還需要進行心理上的調試。
重掌復核權后，最高法院規(guī)定了更加嚴格的辦案規(guī)程。原來只由承辦人閱卷，現(xiàn)在合議庭所有成員都要閱卷，每個人都得對案件提出看法和意見。“等于每個人都是案件的承辦人。”一位法官說。
據一位法官的經驗，復核一起死刑案件，95%的精力用于對事實、證據的核實，工作非�，嵥椤伪桓嫒丝诠┮豁�，就足讓法官頭疼�！敖裉煺f是，明天說不是，來回翻供的太多了，得一點點查，找出破綻。”
同樣忙碌的還有各地看守所。死刑復核權收回后，辦理死刑案件所需期限較過去大為延長，增加了看守所的監(jiān)管壓力。西南某省一位看守所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往年死刑核準下來得快，該執(zhí)行的執(zhí)行，交給監(jiān)獄的交給監(jiān)獄，該放的放，現(xiàn)在只能候著，監(jiān)管壓力特別大。
政府微詞
“我希望死刑數(shù)量的控制能緩和一些，慢慢降下來�！瘪R克昌更看重復核權的平穩(wěn)過渡。有學者擔心，死刑數(shù)量下降過快，易引起有關方面反彈，最后重走下放老路。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上半年死刑判決相當數(shù)量的減少，已經有地方政府發(fā)出不同聲音：“是維護社會治安要緊，還是控制死刑要緊？”
在死刑復核權多年的下放過程中，伴隨多年的嚴打政策，死刑被地方黨委、政府視為維護社會公共安全的重要治理手段，甚至演化成統(tǒng)治權的一部分。據司法界人士透露，有些地方的公安機關制訂立功標準時，把破獲判處死刑案件作為重大立功，死刑數(shù)量的限制無疑對他們的建功立績造成沖擊。盡管一年前死刑復核權的復位是以中央紅頭文件下達，徹底扭轉地方當局對死刑的態(tài)度仍須時日。
上述西北某市中級法院副院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從這一年的實際情況看，死刑數(shù)量的減少并未給社會治安造成負面影響。
有學者指出，上一次全國范圍內死刑數(shù)量的下降是在1997年新刑法生效后，原因是新法削減了部分死刑罪名。在新法實施后的幾年中，中國的犯罪形勢并沒有因死刑的減少發(fā)生異常惡化，民眾的心理和情緒亦無不適應。有學者認為，新刑法的實施無異于做了一次限制死刑的民意測驗。
被害人“要命”
可殺可不殺之間，如果法官選擇不殺，將面臨被害人家屬上訪的壓力。
對于命案，“以命還命”觀念依然根深蒂固。某中級法院的法官說，有的被害人家屬不但要被告人死，甚至向法院提出，不能用注射的方式，他們要到刑場上去，親眼看被告人被斃掉，方解心頭之恨。
一位刑辯律師說，所辦案件中，確有被害人家屬堅持“給再多錢也不要，就要他的命”。不少法律界人士認為，民意是對控制和減少死刑的最大壓力。一方面，隨著佘祥林、杜培武案的曝光，民眾對疑罪從無、少殺慎殺等觀念有了基本認識；另一方面，對邱興華、鄭筱萸，還是一片殺聲。
馬克昌說，隨著中國法院限制死刑的努力，是對國人進行現(xiàn)代法治文明教育的良機。
西北某市前政法委書記說，死刑復核收回這一年中，確有這方面壓力，但在他看來，錯判錯殺對政府的殺傷力比上訪的影響要大得多。
律師空等
時近年末，西安的許律師一直在等最高法院的死刑復核結果。“做夢都在想這事。”這是死刑復核權收回最高法院后，許律師代理的首起死刑案件。不單他一人著急，被告人家屬、當?shù)孛襟w不時打來電話，詢問結果出來沒有。今年西安的死刑案件，多以核準告終，他們希望這個案子能有相反的結果。
今年7月，許律師輾轉得知案子由最高法院刑五庭復核，馬上把辯護意見快遞過去。“對方說收到了，可我心里沒底�！�
為此，他專程跑到最高法院，想面見復核該案的法官，為當事人作最后的辯護，門衛(wèi)讓他說出承辦法官的名字，否則沒法聯(lián)系。
許律師不知道承辦法官是誰，門衛(wèi)讓他去最高法院永定門的信訪接待室試試。許律師去了，夾在上訪的人群里，他感覺“那不該是律師該走的程序”。
北京之行無功而返。許律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死刑復核五個庭的地域管轄和分工沒有公開，有律師連辯護意見寄給哪個庭都不知道�，F(xiàn)在省高院何時將案卷送交最高院、最高院何時進行復核，律師無法從正式渠道獲知。死刑復核階段，大多數(shù)辯護律師只能在千里之外等待。
對死刑復核法官會見律師，目前法律沒有強制性規(guī)定。據悉，如果律師在書面辯護意見或者打電話對事實提出重大異議，最高法院還是會考慮會見。
最大刑事法庭，最大烏托邦？
五百多名法官組成的5個刑庭，將使中國最高法院擁有全球最大的刑事審判庭。而他們核心的工作就是復核中國全部的死刑案件。
這些法官承載著終極的司法權威。死刑復核收回后，在這個世界上死刑數(shù)量最多的國家里，所有可能錯殺的壓力都落在了他們身上。
實際上，被執(zhí)行于死刑復核前夕的邱興華、不到15個工作日就“斬立決”的鄭筱萸和段義和，這些社會廣泛關注的死刑案件非同尋常的司法高效，已經讓死刑復核的法官們承擔了部分外界的微詞。
刑事審判庭和其他庭室人員數(shù)量上的懸殊，也讓有的學者擔心最高法院日后會變成最高刑事法院；反對者則認為，人命關天，投入再多人力物力也不為過。
一些觀察者對僅靠法院一家、僅靠死刑復核收回，就把所有死刑案辦成鐵案表示悲觀。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甚至認為，放眼世界，指望最高法院發(fā)現(xiàn)冤假錯案是個烏托邦式的夢想。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將啟用新的刑事審判大樓。這座總投資10億的大樓位于繁華的北京崇文門東花市大街。目前該樓正在進行最后的施工清理，預計下月投入使用。
這座新大樓未來到底掛不掛門牌，最高法院目前還沒有最后確定。一位工作人員說，可以確定的是，將來這里會有不少上訪者�！�(記者 趙蕾)
相關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