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幾十年來一直在制造“既成事實”，企圖迫使中方承認印度在爭議地區(qū)的“管轄權”

　　本月7日至8日，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將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第13輪會晤。此次會談的氛圍似乎不同以往。近段時間里，中印邊界問題被兩國媒體不斷熱炒，“中國威脅論”在印度時有抬頭。與此同時，印軍在邊境地區(qū)動作頻頻，以應對所謂的“中國軍隊的越境騷擾”。兩國的空氣中似乎飄浮著一種隱約的火藥味。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會談不太可能在邊界問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

　　在過去的60多年中，中印雙方圍繞邊界問題展開了數(shù)十輪多機制、多級別的談判，然而，邊界問題似乎正在走入一個死胡同。追根溯源，主要原因還在于印度方面所固守的“承認現(xiàn)狀”的解決思路，以及與之相伴的三種心態(tài)的羈絆。

　　不良心態(tài)一：

　　“殖民遺產(chǎn)天然繼承者”

　　中印兩國邊界爭端緣起于英國殖民者1914年炮制的、被中國歷屆政府所拒絕承認的《西姆拉條約》及“麥克馬洪線”。由于“麥線”的非法性，炮制者直到20年后才在相關地圖集中標出“麥線”具體位置，且標明“未經(jīng)標界”。

　　然而，1947年獨立建國后，印度自詡“大英帝國天然繼承人”，要求全盤繼承英印殖民帝國在藏特權及侵略遺產(chǎn)，堅持認定中印邊界已經(jīng)劃定，兩國不存在邊界問題；并聲稱若要談判，中國須首先承認“麥線”，并接受印方主張的西段邊界線(即按分水嶺劃分)，在此基礎上雙方可就一些“枝節(jié)問題”進行談判。

　　對于邊界問題，中國政府從一開始態(tài)度就十分明確，即中印邊界從來未曾劃定，《西姆拉條約》及“麥線”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背著中國政府所為，是非法的。中國向來認為，中印兩國理應遵循互諒互讓、有取有予的原則，解決邊界問題。然而，由于成因復雜，中國愿在“麥線”問題上采取現(xiàn)實態(tài)度，從未要求印度歸還舊殖民主義者非法并入印度的全部中國領土。

　　不良心態(tài)二：

　　“放棄特權換回報”

　　獨立后的印度繼承了大英帝國的“西藏應為中印緩沖區(qū)”的地緣政治觀，全盤接受了大英帝國在藏的所有特權。即便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也遲遲不肯放棄這些特權。尼赫魯政府甚至慫恿達賴出走境外，尋求“藏獨”。

　　1954年4月29日，經(jīng)過多輪會談，中印兩國簽訂了《中印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xié)定》，印度被迫放棄在藏特權。但尼赫魯政府想當然地認定，通過該協(xié)定，中國政府承認了中印兩國邊界現(xiàn)狀，即完全按“麥線”劃分，這是中國對印度“放棄在藏特權”的回報。同年，印官方地圖開始將印邊界說成是“牢固和明確的”。

　　隨后不久，在這種“要求回報”心理的強烈驅使下，尼赫魯政府理所當然地推行起更加冒進的“前行政策”，并最終引發(fā)了中印1962年的邊境沖突。

　　不良心態(tài)三：

　　“誰控制誰有理”

　　在過去幾十年中，印度一直在努力“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方承認印度對有爭議地區(qū)的“實際管轄權”。在這種心態(tài)作用下，印度不斷地在東段邊境爭議區(qū)采取單邊行動，即“領有化、行政化、人口化和軍事化”。

　　“領有化”就是不斷派人占領爭議地區(qū)，甚至不惜武力驅趕西藏地方行政官。如1951年2月，在中國軍隊和平進入拉薩之時，印武力驅趕了達旺地區(qū)的西藏地方收稅官。至1953年，印已基本“領有”了“麥線”以南的廣大地區(qū)。

　　“行政化”就是加強對爭議地區(qū)的行政管理與機構設制。印獨立后，1950年成立“北部和東北部邊境委員會”；1954年成立“東北邊境特區(qū)”，歸外交部領導；1972年1月20日將該區(qū)改為“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qū)”，歸內政部領導；1986年12月8日，印政府又將該“直轄區(qū)”內化為“邦”。

　　“人口化”就是不斷往爭議區(qū)移民，使之“印度化”。過去爭議地區(qū)主要居住著漢藏語系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如門巴族、珞巴族等。然而，經(jīng)過20多年的不斷移民，印內地移民已達60多萬，占爭議區(qū)總人口的65%。近年來，印政府更是不斷鼓勵內地人向達旺——中印邊界爭端中的最核心焦點——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