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楊希鴻似乎已經忘記30年前的日子。
30年前,楊希鴻的家是上海“鴿子籠”似的閣樓中的一間,13平方米的狹小空間里,擠著三口人。
30年來,曲折前行的中國住房改革,帶給人們居住空間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這些變化,快得讓楊希鴻難以想象。
1978年的起跑線
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哄著外孫,楊希鴻似乎已經忘記30年前的日子。
30年前,如果站在錦江飯店的最高層向外眺望,上海的房子只不過是一片片鴿子籠似的小閣樓,上海華光儀器儀表廠會計楊希鴻的家,是這些“鴿子籠”中的一間,13平方米,擠著三口人。
3.6平方米,在建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數(shù)字就是上海一個普通職工的生活空間。在狹小的空間里,人們騰挪搬移,費力經營著自己局促的生活。在一個不到1.2米高的閣樓上,楊希鴻的女兒上上下下了十幾年。
不僅在上海,在1978年前的中國,擁擠是每一個城鎮(zhèn)居民最真實的居住體驗。
可查的統(tǒng)計數(shù)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標桿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近30年間,中國累計用在住宅的投資僅為374億元,年人均住房投資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國城鎮(zhèn)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積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比剛剛建國時少了0.9平方米,全中國的城鎮(zhèn)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戶。
在“重生產,輕消費”的新中國經濟觀念中,普通職工的住房需求,被認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視的,本應用于住房建設的資金,被用來發(fā)展重工業(yè)。
“文革”結束后的知青返城高峰,和上世紀50年代生育高峰帶來的結婚高峰,讓城鎮(zhèn)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8年前后更加尖銳。經常有要結婚的年輕人,跑到有關部門要求分房子。
然而,面對全國869萬城鎮(zhèn)缺房戶,疲弱的國家財政早已無力承擔。名義上用于房屋維修、管理、建造之用的由職工繳納的房租,在低工資的背景下,也少得可憐。楊希鴻記得,在她每個月工資是40元的時候,她只需要交納每平方米0.2元的房租,而且這個數(shù)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增長過。
“這些房租,連舊房子的維護都不夠,更不用說建新房了。”住房制度改革研究專家、曾任國務院住房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張元端說。
一邊是亟需改善的住房條件,一邊是捉襟見肘的財政難題,站在1978年的起跑線上,關系民生的房子問題,成為決策者不得不面對的棘手問題。
解除思想羈絆
錢從哪兒來?
鄧小平的兩次談話,為尚沒有方向感的具體操作者,指明了方向。
1978年9月,城市住宅建設會議在京召開,會議傳達了復出一年多的鄧小平的一次談話。鄧小平說,“解決住房問題能不能路子寬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私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這方面潛力不小。”此時,距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還有3個月時間。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針對住房問題,鄧小平再一次說,“城鎮(zhèn)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lián)系房價調整房租,使人們考慮到買房合算,對低工資的職工要給予補貼。”
然而,在計劃經濟已經實行了近30年的中國,城鎮(zhèn)職工自己建房、購房向來被認為是發(fā)展私有制,“首先要解決的,是觀念問題!睆堅苏f,在整個國家的經濟航向逐步轉向商品經濟甚至市場經濟的時候,要讓人們接受住房也是一種商品的觀念,要讓老百姓習慣自己掏錢租房,自己掏錢買房。
已故著名經濟學家蘇星發(fā)表在《紅旗》雜志的一篇文章,為即將進行的改革,找到了理論依據(jù)。
1980年1月,重新回到雜志社經濟部主任崗位上的蘇星,在《紅旗》雜志第二期發(fā)表了《怎樣使住宅問題解決得快些》的文章。從上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對中國城鎮(zhèn)住房制度進行研究的他,在這篇文章中解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論證出住宅是個人消費品,而且依然是商品,私人購房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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