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住型住房市場收取過高的交易稅費，占成交金額的10.6%甚至更高，必定妨礙二手房的流通，只能吊在政府“救濟房”這一棵樹上，既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也無助于市場良性循環(huán)。

　　昨日《競報》報道，在北京兩會上，新晉北京市人大代表潘石屹等人提出議案，建議減免二手房交易稅費，加快二手房流量。此建議原本沒什么不妥，一個市場流通渠道越是通暢，越容易得到市場出清之后的均衡價格。但由于此議出于著名開發(fā)商之口，就此被一些網(wǎng)民打上了“對抗房地產新政”的烙印。

　　以此“誅心之論”來看待經(jīng)濟問題，恐怕是會出大偏差。就事論事才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技術的問題需要技術解決，潘石屹的方案從技術上并非無懈可擊。

　　有相反的論據(jù)可以推翻潘石屹的結論。北京二手房交易活躍度一直低于上海，但上海的房價并沒有因為二手房交易活躍而降低，相反，上海的房價漲幅曾經(jīng)引領全國市場。甚至，與潘石屹的論調相反，通常而言，二手房交易市場越是活躍，房價也就越高。

　　這似乎是個悖論。為什么市場出清程度越高，房價反而上升？原因就在于商品房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成為投資品種，成為躲避通貨膨脹的避險品種。

　　只要成為投資品，無論成本上升得有多高，只要投資者繼續(xù)看好預期收益，住房交易就能成為市場的主導投資品持續(xù)火爆。這就是金融學米勒定理所說的，融資成本的高低不能改變投資對象的收益水平。投資對象的風險和收益是其本身固有的，不因投資人獲得資金成本的高低而改變。也就是說，房地產作為投資品，只受成本與收益約束，而主要不受制于供求關系等因素。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上海二手房交易火爆，房價還是上漲。

　　以此推論，如果房地產投資屬性不變，增加供應也就很難改變現(xiàn)狀。這也就是此輪房地產新政政府為什么要區(qū)分自住需要與投資需要的根本原因。因為兩種不同的需要反映的是完全兩種不同的市場，遵從的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邏輯。就投資需求而言，與其降低交易成本，不如直接征收持有稅增加所得稅，政府直接介入收益分配，才能減少市場投資收益預期。

　　由于沉淀的二手房大多數(shù)房型老舊，并不適合進行投資，進入市場會緩解自住房性住房供需緊張的壓力，進而降低自住房價格，作為政府進行廉租房、經(jīng)濟適用房的配套舉措，則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潘石屹的數(shù)據(jù)是，北京一年成交幾十萬套房子，而存量房有400萬套，如果一年10套有一套進入二手房交易，那一年就有40萬套，“如果能把二手房很好地流通，房價至少可以降一半”。

　　房價降多少另當別論，主要視供需情況以及政府保障型住房的建設情況而定。有一點是肯定的，在自住型住房市場收取過高的交易稅費，占成交金額的10.6%甚至更高，必定妨礙二手房的流通，結果不僅減少二手房的供應量，所有的自住購房者只能吊在政府“救濟房”這一棵樹上，既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也無助于市場良性循環(huán)。

　　政府可能擔心二手房市場火爆引發(fā)住房投資需求，如深圳和上海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一年之內30%以上一手房成為二手房的現(xiàn)象。這個難題完全可以通過購房時間設定不同的稅率加以解決，事實上政府也是這么做的，如果因此而扼制二手房市場的流通，是因噎廢食，得不償失。在自住房與投資房被嚴格區(qū)分的前提下，潘石屹的提案有其積極意義，對此同樣不可根據(jù)提案者的身份預設立場、因噎廢食。

　　□葉檀(上海 媒體從業(y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