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因父親上訪被拘致報考遭拒的馮艷(化名)終于通過高考政審，獲得了河北隆堯縣公安局開具的高考學生政審合格證明，并參加了高校面試。派出所派專車送馮艷補辦手續(xù)。(見6月21日《新京報》)

　　馮艷終于通過高考政審，可以報考心儀的中央司法警官學院，于她本人是件值得高興的事，于公眾而言也是值得欣慰的事。但這件事也讓我們清晰看到普通百姓權益申張缺乏足夠的路徑。

　　“株連”，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詞匯，與現代法制“罪責自負”法理背離。從馮艷事件上來看，只因為“家庭背景不清白”，只因為其父參與過上訪，就要失去上學的權利和資格。因為上訪而會累及子女學業(yè)，這比因上訪被當成精神病人抓走，更易擊中上訪者的脆弱之處。

　　事實上，這種令人心悸的“株連”并非孤例——幾年前湖南省郴州市嘉禾縣為建商貿城強制拆遷“株連”公職人員，在媒體曝光后，“誰影響嘉禾發(fā)展一陣子，就影響他一輩子”的“名言”從此廣為傳播；河南鞏義市杜甫故里景區(qū)升級改造時規(guī)定，如有人抗拒拆遷，親戚中有人當教師的，停課，有做工人的，停工；就在最近，浙江寧波也發(fā)生“家長有犯罪記錄，孩子不能上學”的“株連”事件：家長必須備齊包括“無犯罪記錄證明”、“無違法生育證明”等證件材料，孩子才有資格上學……“權利株連”的發(fā)生表明，一些基層政府部門在工作中存在著以“株連”治民的行政意識，而在這種意識之下，個體權利難以保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馮艷為自身權益申張的路徑也并不寬闊，在政審表格被基層派出所以其父上訪為由拒絕蓋章之后，她應該是有過向上申訴的經歷，然而最終卻靠媒體的介入報道，才得以“輿論維權”成功。假如不是媒體的介入，馮艷的政審會得到上級公安部門“特事特辦”的通過嗎？會有專車護送補辦手續(xù)嗎？類似在媒體輿論監(jiān)督之后，行政作為才得以改善，公民權益才得以申張的事例，我們見得很多。

　　無論是“權利株連”，還是“輿論維權”，都顯示了普通百姓的訴求路徑狹窄。這不該是民本社會應有的現象。公民人人權利平等，這是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任何一個個體的權利本就該在權利受法律保障的正常軌道運行，而不該受到行政的“株連”歧視，或僅僅依賴輿論幫助才能維權成功。王槍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