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本報刊發(fā)的是大型系列策劃“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之十三。我們探討的是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體系問題。

　　多元的理論體系和思想資源的不斷涌入，導致了批評實踐領域出現(xiàn)了不同的評價標準，使當代文學批評逐漸失去了以往那種對文學現(xiàn)象有影響的評價，失去了與當下文藝思潮、文學創(chuàng)作互相影響的力量，這也是當代文學批評招致多方批評的原因，是我們此次“重估”最根本的動因之一�！爸毓馈边^程中，我們聽到過很多批評家對當代文學批評價值體系的重要性的言說，像丁帆曾說：“沒有一個恒定的價值理念，無論是作家還是評論家，都是對中國文學的根本殘害……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個主體的價值理念作為自己的思想支撐，那你還怎么去搞文學批評�！蹦敲�，文學批評是否有恒定的價值標準？當下有沒有文學批評的價值體系？作為個體的批評家面對理論多元、價值歧出的狀況應如何自處？……我們繼續(xù)傾聽林建法、趙慧平、張學昕的言說。

　　趙慧平：我們的文學批評理論的原創(chuàng)力非常差。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真正的文學批評，也可以。

　　趙慧平：很多批評家，他的前一篇文章和后一篇文章的立場、價值標準、概念范疇都不一致，有時理論相互矛盾，這說明什么呢？

　　張學昕：陳曉明和肖鷹之間所發(fā)生的批評的分歧點和一些爭論，有許多地方是由于他們的目光都糾結在對當下問題的考慮。

　　林建法：文學批評雜志在文學面前應該一視同仁。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好作品主義”。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批評不僅在格局上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同時因文學理論禁區(qū)的不斷突破，多元的理論體系和思想資源的不斷涌入，導致了批評實踐領域出現(xiàn)了不同的評價標準，使當代文學批評逐漸失去了以往那種對文學現(xiàn)象有影響的評價，失去了與當下文藝思潮、文學創(chuàng)作互相影響的力量，因此我們聽到了當下文學處于最好時期、當下文學處于低谷這樣截然相反的結論。文學批評是否有恒定的價值標準？當下有沒有文學批評的價值體系？如何構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體系？作為個體的批評家面對理論多元、價值歧出的狀況應如何自處？作為文學現(xiàn)狀評價系統(tǒng)中的評獎、評論期刊的選擇起到怎樣的作用等問題都成為此次“重估”中我們要探求的重點，而對《當代作家評論》主編林建法、沈陽師范大學教授趙慧平、遼寧師范大學教授張學昕的專訪，正是尋找這些問題解答的一種努力。

　　中國現(xiàn)在正在操作的文學批評的思想資源、理論資源基本上還處于引進、吸收、模仿、消化階段，還沒有達到在大量吸收引進基礎上進行綜合和創(chuàng)新的水平，所以我們的文學批評理論的原創(chuàng)力非常差。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真正的文學批評，也可以

　　新時期的文學批評在突破了文學反映論等禁錮后，引進了多種思想理論，在這個過程中，是否建構了自身的價值體系與理論基礎呢？沈陽師范大學教授趙慧平認為，我們現(xiàn)在擁有的理論資源、思想資源能夠和世界同步。他說：“這是文學批評的進步。表現(xiàn)在理論建構層面上，今天的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邏輯前提、批評方法、理論架構已經遠遠比過去豐富與多樣化了，這在新時期文學發(fā)展過程中給創(chuàng)作、給應用性的批評都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個理論基礎是文學批評的原創(chuàng)力。但是，我有一個基本判斷，中國現(xiàn)在正在操作的文學批評的思想資源、理論資源基本上還處于引進、吸收、模仿、消化階段，還沒有達到在大量吸收引進基礎上進行綜合和創(chuàng)新的水平，所以我們的文學批評理論的原創(chuàng)力非常差。 ”

　　趙慧平認為，我國文學批評的研究還處在初級階段，文學批評界所秉承的文學批評理論大體屬于四種體系：馬克思主義文學思想理論、中國傳統(tǒng)文學思想理論、西方傳統(tǒng)文學思想理論、西方現(xiàn)代思想理論。

　　他說：“我們還處于對這四種相對獨立的思想理論體系孤立地接受、闡釋的階段。還沒有進入到融合、貫通，進而自主創(chuàng)造的階段。從專家學者層面的研究看，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命題，就是建構基于中華民族文學傳統(tǒng)、基于中華民族當代的文藝現(xiàn)實，能夠吸收容納我們掌握的世界上所有先進的文學思想理論資源，建構一種反映民族特色、中華民族當代文藝思想和文學經驗的理論體系。這個問題甚至都沒真正提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真正的文學批評，也可以。但是，我還不想把話說得絕對。 ”

　　文學批評的基本精神，即人文精神。恒定的價值標準是有的，它一定是歷史的、美學的。我們關注的文學嚴格意義上就是美和詩意是怎樣產生的

　　不同的歷史階段，文學批評是否有一個貫穿的價值標準？

　　趙慧平說：“如果單從字面上說，是不存在恒定的價值標準的。因為事物都是在變化的，包括文學是什么，也沒有一個從古到今一直不變的標準。對于價值的理解，不同時代人的價值觀也是不一樣的。那么文學批評有沒有一個貫穿整個文學發(fā)展歷史的基本精神呢？我覺得這是有的，我是把它放在人的現(xiàn)實存在來理解。這時，文學就是一種人學，它要反映人的存在、人的精神、人的感情。它是在精神層面、情感層面的一種存在方式，這樣說的話，文學必須是表現(xiàn)人性的、文學必須是表現(xiàn)人的思想感情的。 ”

　　“所以從廣義上說，文學應有貫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它要受到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條件，包括人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人的生存方式的影響。所以我們要求文學應該反映出人、人的現(xiàn)實存在、人對自身存在的評價、人的情感，應該反映這種東西，這是基本要求。但人性是一個復雜的存在，高尚是人性、卑劣還是人性，所以，只說人性我覺得還沒有很精確地反映出我們對文學的期待，說人文精神我覺得能夠對表述有所幫助。從恒定的角度看，應有一個精神，不是恒定的標準，一說標準就具體了。沒有恒定的標準，但有一個基本精神——人文精神。 ”

　　對此，張學昕認為：如果說，有一個統(tǒng)一的恒定的標準的話，那么文學批評的標準一定是審美的標準，一定是美學的標準。當然，這里具體到文學批評實踐的時候，還涉及一個個性化批評的問題。他強調：“恒定的價值標準是有的，它一定是歷史的、美學的。無論是在現(xiàn)在的商業(yè)消費時代，還是在以往的或今后的任何時代，所謂歷史的、美學的這種目光，一定是超越批評家所處的時代的一種視域。文學批評，要對文學提出自己的要求，對作家作品有自己的獨特判斷，就是要積極參與當代文學經典化的過程。批評家面對作品的時候，他可能需要把他所處的時代當作一個大的參照系，但與此同時，他一定還會有一個更大的參照系，那就是整個人類文學、世界文學的雄闊背景，以及整個人類的發(fā)展歷程，作為一個大的參照系，從這里來審視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如何超越這個時代。如果你的作品寫出了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寫出了我們這個時代人性深處的內在狀態(tài)，寫出了這個時代人與社會、人與生活的關系，以及這個時代的靈魂最敏感和疼痛的部分，并在其中賦予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同時蘊藏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現(xiàn)實與希望，還能夠經過一定時間的歷練而穿越時代，特別是，這樣的作品還必定是美的，美的、詩性的語言和形式。這樣的文本，才是堪稱偉大或優(yōu)秀的作品。批評，在這個時候就要站出來說話。因此，這個標準必須是一種對這個時代深層而深刻的把握。我是對這個時代的文學與批評滿懷期待的。 ”

　　為什么文學能在各個國家互相理解，能共通，林建法認為，它肯定是有幾千年來形成的文學自身的規(guī)定性的。他說：“一個時代確實有一個時代的問題，這個時代不需要那個時代來作參照，一個國家也不需要另外一個國家作參照，它肯定有文學本身固有的價值判斷。我們關注的文學，嚴格意義上就是美和詩意是怎樣產生的。美和詩意就區(qū)別了其他學科。一個民族不要讓別人去認定。一個民族包括思維模式、行為模式等都有不同，每個民族都應該有自己本身的東西，這個很重要�？隙ㄓ袇⒄�，參照不是絕對，但美是可以互通的。 ”

　　現(xiàn)在大部分學術雜志已經被市場無形的手操縱了。文學批評雜志，在文學標準面前是一視同仁的。這個標準，就是“好作品主義”

　　文學評論期刊、大學學報等學術刊物作為傳播文學批評、思想的平臺，其選擇取向、評價標準是最重要的晴雨表。趙慧平認為，現(xiàn)在大部分學術雜志已經被市場操縱。他說：“現(xiàn)在包括很多文學雜志，特別是大學里評價體系的變化，分出來什么權威刊物、核心刊物，也使得學術雜志受到影響，也在發(fā)生變化。實際上學術雜志承擔著科學的生產、引導，對批評奠定理論基礎的任務，也在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界起著引起關注、引起話題、進行總結的作用。對此，編輯首先要有自己的文學自覺，再有是編輯的勇氣，敢于鮮明地提出自己的理念并堅持這種理念的一貫性。另外，現(xiàn)在已經到了重新審視如何建立科學的評價機制和評價標準的時候了。 ”

　　張學昕說，文學批評雜志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支點，如果沒有批評雜志這個支點，批評家也好，作家也好，就會喪失彰顯自己的一個有力的平臺，喪失凸顯自己寫作與批評的場地，尤其在我們今天這樣一個所謂“文學式微”的時代。一本好的文學批評期刊，對這個時代的文學批評乃至對這個時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會真的影響到作家的寫作，關系到批評家的成長，甚至他的批評立場。應該說，作家、批評家和文學批評期刊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發(fā)展的一個共同的平臺。

　　對此，林建法深有體會。他說：“批評即選擇。我認為在文學標準面前應該是一視同仁的，持守‘好作品主義’。好作品從哪里來？只能從閱讀中產生。我一年要讀1500萬字以上的作品，長期積累，才有鑒別，才有發(fā)言權。對不好的文學現(xiàn)象進行批評，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如果不存在這個勇氣的話，有時候有很多東西會堅持不了。 ”

　　現(xiàn)實中，我看到很多批評家，他的前一篇文章和后一篇文章的立場、價值標準、概念范疇都不一致，有時理論相互矛盾，這說明什么呢？一說明理論準備不夠，二說明大概是被市場左右了在一個理論多元、價值多樣、文學創(chuàng)作紛繁的時代，作為文學批評價值體系中最基礎的個體細胞，文學批評家個體又該如何自處呢？

　　趙慧平認為有三個方面需要文學批評家作出努力。他說：“第一個，批評家自身確確實實要有一個理論自覺，你自己建立起的文學觀，你建立起的文學批評的觀念和方法，它的合理性、恰當性、科學性要有自己的認識，所以首先要讓自己的標準統(tǒng)一起來，當然誰也不能說我20年前是一個標準現(xiàn)在還是這個標準，都在發(fā)展，但發(fā)展也要看出自身的發(fā)展邏輯�，F(xiàn)實中，我看到很多批評家，他的前一篇文章和后一篇文章的立場、價值標準、概念范疇都不一致，有時理論相互矛盾，這說明什么呢？一說明理論準備不夠，二說明大概是被市場左右了。第二個，批評家應該有學術良心。你認為達到這個水平了，你就說他在這個水平上，你認為他還存在這個問題，你負責任地說出來，千萬不要自相矛盾。第三個，應該有勇氣。這種勇氣，一個層面是學術的勇氣。能夠在學理基礎上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一個層面是得沖破話語的語境，當大家都說好時，敢于站出來說真話，敢于堅持真理�，F(xiàn)在出現(xiàn)的苗頭比前些年好很多，一批批評家是敢于說真話的。 ”

　　張學昕則從要對文學史負責的角度表達了看法：“我覺得真正的有責任感的批評家，應該向那些能沉靜下來的做文學史的學者學習，要有文學史意識。這讓我想起當年俄國的幾大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他們很少作一個非常主觀的強制性的判斷，談論那個時代文學的時候都是小心翼翼的，嚴謹?shù)模�盡管也是充滿個性化的審美分析與判斷。包括我在讀洪子誠先生 《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時候，我就覺得他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常常只是對剛剛過去的幾十年的文學作一個基本的描述，當然，這種描述不是簡單的掃描，其中有他對文學文本和發(fā)展歷程的深刻洞悉。但他絕不會馬上給它一個概念，做一個堅硬武斷的界定。他在描述、梳理的過程中對文學是有非常深入的判斷的，而埋藏在這個判斷下面的是審美的、美學的東西。我覺得作文學批評，尤其不能輕易對當代文學的整體或正處于動態(tài)發(fā)展中的文學現(xiàn)狀立即下一個結論，簡單的好或不好，真正的高或者低。陳曉明和肖鷹之間所發(fā)生的批評的分歧點和一些爭論之所以陷入一種不應有的僵局，有許多地方是由于他們的目光都糾結在對當下問題的考慮。我覺得，我們應該像洪先生做文學史那樣，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里，對文學有一個嚴謹?shù)某恋硇园盐�。這就涉及批評家的責任、良知、良心甚至文學判斷方法等問題。還要有對文學史高度負責的自覺態(tài)度，這里涉及的不僅是職業(yè)操守的問題，還有批評家自己的精神選擇。一些作家、批評家應避免功利性的東西，比如為了獲獎而寫作，或者為了某種其他東西而寫作，這肯定會影響判斷力。在這個時代，堅守確實很不容易，作家批評家都一樣，要避免一些干擾，竭力避免非文學因素的干擾，來做批評工作。 ”

　　文學獎的影響越來越小，不要把評獎看得那么權威，諾貝爾評獎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評獎做不到全民共識，甚至做不到多數(shù)共識，做不到基本共識

　　本報刊發(fā)的 《肖鷹建議茅盾文學獎評選暫停十年》一文，引起了文化界對文學評獎的強烈關注。

　　趙慧平對評獎，持著包容態(tài)度。他說：“現(xiàn)實應是多樣多元的存在。我建議，不要把評獎看得那么權威，我們從學理的角度，從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來看評獎，我們可把某一種評獎看成是表現(xiàn)了某一部分人的批評標準，因為它是有個性的，這樣就沒有過高的期待了。一個社會里有不同評獎就會有不同的標準，當我們不用權威的觀念來看評獎，我們把它降下來，它對我們還是有啟發(fā)意義的，至少還能用它的標準提煉出一部分作品，引起我的關注�，F(xiàn)在有很多選本，和評獎實際差不多，它給我們批評和研究提供了一種觀念，我認識到，這樣同時存在的有幾種標準，我們可以根據(jù)自己的經驗進行比較。 ”

　　針對茅盾文學獎等獎項遭遇的批評，趙慧平認為，這些獎項確實影響越來越小，甚至到了公布作品獲獎了，也沒有引起較多文學專業(yè)的老師和學生去閱讀的程度。他說：“影響弱，我理解，究其原因，一方面它不是在有了較廣泛的讀者基礎和評價基礎上產生的，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評獎遇到實際的困難，比如一年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量有幾千部，很難做到這些作品都接觸到，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況。再有就是評選的程序、組成人員的標準等等這些方面的因素。用包容的態(tài)度看，就是反映一部分人的觀念、價值標準、評價標準。包括諾貝爾評獎，也是拿到評委會上，首先要經過評委馬悅然的標準，都是有限的。選本、評獎事實上做不到全民共識，甚至做不到多數(shù)共識，做不到基本共識。”那么，為何上世紀80年代可以做到呢？趙慧平說：“上世紀80年代相對來說作品少，整個文學批評的理念標準比較單一，同時這些作品也確確實實多數(shù)都能做到反映了那個時期的情況，具代表性。現(xiàn)在文學理念已經多元化，文學批評的標準建立在不同基礎上，也是多元化的，所以很難做到像80年代那樣。 ”

　　林建法認為，現(xiàn)代評獎，也就是100多年的歷史，文學都存在幾千年了，不是因為評獎與否推動了文學創(chuàng)作，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杰出的作家都不是為拿獎進行創(chuàng)作的，文學是本身生命的內在的東西，而不是通過評獎達到文學的繁榮。他說：“評獎是不是文學繁榮的象征呢？而這個評獎又不能把最杰出的作家、最杰出的作品評出來，帶了很多先入為主的東西，所以我對中國的各種文學獎項的評定一直持懷疑和批評的態(tài)度，我曾在《�蛲麞|方周刊》發(fā)表文章批評茅盾文學獎的評選。茅盾文學獎為什么會漏掉那么多杰出甚至是偉大的作品？比如像 《古船》、《九月寓言》、《酒國》、《檀香刑》、《日光流年》、《中國 1957》、《在細雨中呼喊》、《馬橋詞典》和《心靈史》等新時期以來最為重要的長篇小說都被漏掉了，相反，卻評上了一些口碑并不算高的作品，這樣的獎項，難道不應該被質疑嗎？所以在這點上，我非常贊成肖鷹的觀點。 ”

　　張學昕指出：“‘魯迅獎’也好，‘茅獎’也好，它所建立的絕不僅僅是純粹文學的權威性，可能是某種氛圍、意志，或一個特定的、相對的標準，也許就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對文學的某種規(guī)定和閱讀期待，而不可能是我們所期待的那種對文學本身的純正的、審美的判斷。你翻閱一下中外文學史就清楚了，大量偉大的、存世的作品，都與任何文學評獎沒有絲毫關系。一個偉大的、優(yōu)秀的作家從來不會為某種文學獎項去寫作，得不得獎與他的寫作其實沒什么太大的關系。 ”

　　本報記者/許維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