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京召開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有當代文學批評家宣稱：中國當代文學60年在現(xiàn)代性的歷史上的定位，“必須由中國自己的學者來完成”。此話并非孤鳴獨發(fā)，而是當代文學批評在近年來漸成聲勢的一個代表性的論調(diào)。

　　在筆者看來，該論調(diào)不是空穴來風，而是伴隨著“崛起的中國”意識形態(tài)而生的。這個論調(diào)的倡導者認為，開放30年來，由于西方學術(漢學家)對中國文學史敘述的話語霸權的影響，使中國本土學者喪失了對中國文學的話語權，而將“定位中國當代文學60年”收歸為本土學者的文學史權力，則是重建本土學者的“文化立場”，恢復其話語權的必然之舉——這是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者的歷史使命。筆者認為，這表達了當代文學批評家的“長城心態(tài)”。

　　為什么“定位中國當代文學60年”是“中國自己的學者”的特權呢？這個論調(diào)的依據(jù)之一是，因為“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人)”。在某些專治當代文學的本土學者們的眼中，漢學家的中國文學研究絕不能逃避“老外”的宿命，西方漢學家則還要加上一重“西方中心主義”的宿命。

　　“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人)”，翻譯成古漢語，就是惠施式的“子非魚焉知魚”之說。這種論調(diào)落實于文化實踐，就是一種封閉和拒絕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重溫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文化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體系的建構和發(fā)展，都是得益于以“天下”觀念為核心的開放和融合的文化精神實踐。中國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而歷久彌新，正是因為它從內(nèi)容到形式均具有超強的開放性和融合力。可以說，我們今天之所以有幸來談“中國文化”，應當感謝我們的先人在兩千多年的文化建構中實踐地否定了惠施式的“子非魚”的封閉文化意識，而且發(fā)揚了莊子式的“磅礴萬物以為一”的開放文化意識。這種開放文化意識是作為文化基因活躍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血脈中的元素。

　　此外，一些當代文學批評家認為，“現(xiàn)在是一個中國崛起的時代”，“崛起”的中國文化應當重申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由“中國自己的學者”來掌握“中國當代文學60年”的“定位權”，就是在文學史敘事中體現(xiàn)“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用這些批評家的話說，是否掌握這個“定位權”，是堅守民族文化立場與否的表現(xiàn)。因此，在他們看來，文學研究不是單純的文學研究，存在而且應該進行“文化主權”之爭。試問，在人類文化的歷史運動中，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文化主權”嗎？這樣把民族國家的“領土主權”意識挪用到文化(文學)研究，不僅錯誤而且荒謬，它令人聯(lián)想到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同時進行的兩大創(chuàng)舉：建筑長城和焚書坑儒。這兩大創(chuàng)舉的共同效用就是禁錮與拒絕。中國已經(jīng)告別帝國時代100年了，但百年之后，大地上的長城早已成為一個單純的歷史象征，一些當代中國學者建筑“文化長城”的心態(tài)卻又“憤然崛起”！

　　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方法論的“去西方化”思潮的代表性表達，是晚近從西方歸來的學者甘陽今年在一個訪談中提出的“用中國的方式研究中國，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論調(diào)。姑且不論這是20世紀之初中西碰撞開始時就出現(xiàn)的舊調(diào)重談，不可回避的問題是，在20世紀以后，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樣去厘定“中國的方式”？而且，“中國當代文學”就只是“中國的”嗎？用“中國的方式”，尚且不能解析魯迅那一代人，更何況20世紀后期以來的中國作家？當代女作家劉索拉有一部小說，題為《剩下的都屬于你》。對于一位當代文學批評家，剔除了“西方”，當代中國文學，尤其是那些曾是以“某某手法”、“某某敘事”和“后某某”而成名的“后新時期寫作”還剩下什么？

　　在全球化語境下，在中西沖突中，究竟應當怎樣重建中國學術的文化身份？我認為，20世紀早期的國學大師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鑒。近百年來，我們都承認王國維、陳寅恪作為國學大師的中國學術身份，然而，他們開辟的國學路線就是中西對話和交流的路線。王國維說：“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國學叢刊》序)陳寅恪將王國維的學術研究概括為“三證法”：“把地下的實物和紙上的遺文互相釋證”、“外來的觀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參證”、“異國的故書和吾國的古籍相互補正”(《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這個“三證法”，既肯定了文化差異，又肯定了文化互補。相對于“只有中國人理解中國(人)”的文化自閉意識，“三證法”揭示了本土學術不可避免的盲點，它的學術理念是“中國人不能通過自身理解中國(人)”。這就確定了文化開放和學術交流對于“國學”研究的本體意義。承認文化盲點，尊重文化差異，以差異修正盲點，是上世紀國學大師們給予我們發(fā)展中國學術的重要啟示。

　　應當明確指出的是，“中國當代XX60年”是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概念，而非文學史概念。在我看來,中國當代文學，自1942年以來，經(jīng)歷了近70年的歷程，而非60年。如果我們承認當代文學的歷程并未終結(jié)而且將繼續(xù)發(fā)展，那么，以之為學術事業(yè)的學者和批評家們，就不應當附和當下的(暫時的)需要，熱衷于做應景工程，而是應當放棄“子非魚”式的文化排斥意識，深入當代文學仍然在展開的歷史進程，在中國學者和漢學家的跨文化對話中，把“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敘事實踐為一個不斷展開和深化的動態(tài)過程，而不是在某個預定的時間由某個特定群體完成的意識形態(tài)工程。

　　認真說，中國當代文學亟需的不是“XX年的歷史定位”，而是真正深刻而有尊嚴的文學批評。這種深刻而有尊嚴的文學批評，是堅持“長城心態(tài)”的文學批評家不能實踐的。

　　-肖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