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見,中國油畫家有過以油畫畫“國畫”的例。一是取國畫的“美學(xué)”,更換媒材(但不取可指稱的經(jīng)典),印成模糊的畫片后,像是“改良國畫”;一是取國畫的“模樣”,卡通式地臨摹元明期青綠山水,空白處畫上飛機(jī),有波普繪畫的意思。
我無意改良(“新國畫”的宏論在我聽來有如梵文般不可解)。波普的意思則不能說沒有(利用現(xiàn)成品,復(fù)制印刷品,重復(fù)、單調(diào)等等),但波普藝術(shù)家篡取圖象,不事寫生。
古典國畫的“美學(xué)”,高度自給自足,動不得。我思慕喜歡她,卻從未與宣紙玩耍。如今攥著“寫生”(觀看)、“畫冊”(被觀看)這兩張牌,我與她一廂情愿敬而遠(yuǎn)之的關(guān)系遂出現(xiàn)良性的離間狀態(tài)。不褒瀆、不打攪她,我可以用另一種工具畫她。她也可以被我畫,因為畫冊上的“她”,只是替身。
不過這種剝離占有而不驚動“事主”的勾當(dāng),“贗品”和“印刷術(shù)”早做到了。前者需要同樣的媒材(媒材也得亂真),與我無涉。后者衍生當(dāng)代繪畫的“復(fù)制品的再現(xiàn)”,借以玩味手藝背后的觀念。觀念藝術(shù),有趣的,但也就不免是圈套、俗套(假如那觀念可言說、可渡讓的話)。“熟悉”而“陌生”,“陌生的相似”,都不難。即便做到了,換來片刻詫異,略有所思,又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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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我搜羅各種國畫畫冊,格外挑剔。大部分畫冊的版式并不宜于寫生,許多名篇也難組入畫局?侦`如倪瓚,至今未見合適的版本。堂堂宋畫,山重水復(fù),一時奈何不得?串嬘褎⒌ぐ割^郭忠恕《輞川別業(yè)圖》冊,頭頂生煙。手邊有日本二玄社精制的《顏真卿祭侄稿》,幾近真跡,戰(zhàn)戰(zhàn)兢兢取出放回,未敢率爾寫生。有誰愿意出借經(jīng)典的真跡予我?不是先迷戀國畫而后去畫,是畫將起來漸漸迷戀,以至耽溺而自失。
如今我與國畫的關(guān)系已顛倒錯亂。除了守著一攤油畫工具,我變得不愛看油畫。古人論畫,稱閱讀不如背誦,背誦不如抄寫。繪畫亦然。倘非親手臨摹,此前我莫說不曾“懂得”,甚至談不上“看見”國畫——奇怪,經(jīng)由臨寫國畫,我的油畫手藝長進(jìn)了。我卻恍然自以為真地是在畫國畫。
年少時,折服于異國的、異性般的油畫魅力,為之勾引。近來我“畫國畫”的心理體驗竟像是再次面對異性魅力、異國文化,不由得自陷于“異族”立場,如畢加索那樣,仰慕,甚至暗暗嫉妒古典中國畫,他對張大千說:世界上只有中國人知道怎樣畫畫。
最后,有必要強(qiáng)調(diào)我是中國人么——“山林自寇,源泉自盜”。董其昌復(fù)生,分配在江南某省國畫院,瞧著新中國的“新國畫”和“土油畫”,恐怕會誤以為作者都是夷人吧。我愿脫帽鞠躬,向他敬呈紐約大都會美術(shù)館1992年版巨型畫冊《董其昌和他的時代》。他一定不認(rèn)得封面上英文拼寫的自家姓名,在西方編輯刻意剪裁放大縮小的圖例中,但愿他能夠辨認(rèn)出自己的上百幅山水畫。
“繪畫死了”,這句話,當(dāng)代中國人也學(xué)會了說,自然,都是活人說的話。
西洋人喜歡階段性地、分門別類地宣稱事物的死亡。羅蘭·巴特的高論即“作者死了”。南美人博爾赫斯的意見,則以為再古老的畫,只要現(xiàn)而今還有人在讀它,讀到意會感動之處,那么,百千年前的作者在字里行間就還好好活著,并沒有死。但他與巴特或許不在講同一道理,各有所指、各有所見吧。
從前的中國人不作興這一套說法。中國人講究前生與來世。我曾聽得一位師長說,松江人董其昌確知自己和尚投胎,述及前世因緣,廊門、法號言之鑿鑿。
我相信他。年來我天天聚精會神描摹他的遺澤。忽而一念:不知董老太爺可曾細(xì)想過自己的來世。
(選摘自《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1999年第2期《繪畫的來世》一文,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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