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使命，是勾勒民族靈魂

　　——對話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陳忠實

　　在生活快節(jié)奏的時代，文學界也似乎彌漫著一種“輕松”的氛圍。寫書的，瞄準的題材或娛樂或消遣乃至身體寫作；出書的，唯圖一個“快”字，甚至20天就推出一套洋洋大觀的讀物。

　　那么，當今的文學，還需不需要“厚重”、“底蘊”、“深度”，還需不需要有責任、有擔當?shù)氖姑�性作品？對于這個問題，不少優(yōu)秀作家既有憂思，更有憂思中的堅守。

　　這也正是《解放周末》獨家對話著名作家、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陳忠實的緣由所在。

　　濃茶，雪茄，坐在面前的陳忠實，臉龐溝壑縱橫，眼神銳如鷹隼。

　　16年前，他蝸居在透光漏雨的鄉(xiāng)下祖屋里，就著妻子送來的手搟面和饃，埋頭寫出了長篇小說《白鹿原》。

　　16年來，《白鹿原》累計銷售600多萬冊，贏得了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并被公認為我國當代文學中最具經典意義的一部精品力作。

　　16年后，陳忠實攜新書《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chuàng)作手記》參加上海書展，并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

　　他用帶著濃重陜西口音的渾厚嗓音，緩慢而沉穩(wěn)地回應著我們的問題。

　　言談中，不難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把自己定位為農民和作家，而不是文人或官員的陳忠實。這是一個始終致力于描寫和解析這片熱愛并熟悉的土地上的人，用筆勾勒出這個民族的靈魂的陳忠實。

　　作品是作家的唯一身份，作家要用作品說話

　　解放周末：您的長篇小說《白鹿原》是1993年出版的，可是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chuàng)作手記》才和讀者見面。這姍姍來遲的背后有什么緣由？

　　陳忠實：其實《白鹿原》發(fā)表以后，反響比較大，當時就有不少出版社、雜志約我寫自傳，我都謝絕了。這可能和我對作家這個職業(yè)的個人“偏見”有關。我覺得作家的意義就是寫作，寫出來的作品能被讀者接受、能完成較大范圍內的交流，這就很好了。至于作家個人的生活經歷，跟創(chuàng)作不能說不無關系，但是意義不大。

　　解放周末：作家是用作品說話的，作品是作家的唯一身份。

　　陳忠實：對，在作品之外，作家就不需要多說話了。包括我已經出版的60余種小說、散文、選本和文集，除了編輯要求，我很少寫序言和后記。作品就讓讀者去看吧，文學圈內的作家、評論家，也任他們去審讀。作品里頭所包含的東西，相信讀者和評論家都能理解，都能完成這個交流，所以沒必要再寫。

　　當時我還有一個心理，就是和我同時代的每一個人都經歷過國家的經濟困難和政治災難，在農村，這種苦難可能更深重。我高中時的好多同學，吃的苦不比我少，有的寫作能力也不比我差。但是沒有人去找他們寫自傳，讓他們把自己受的苦表達出來。為什么要找陳忠實寫自傳？無非就是因為我寫了幾篇小說嘛。

　　解放周末：所以您不愿意寫自傳，也不愿寫“多余的話”，做“多余的事”。

　　陳忠實：這種想法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轉變。至于以后會不會寫自傳，我不知道。但是仍然有出版社不斷約我寫自傳，2004年，借著又一次約稿的機會，我才最終決定退一步，不寫自傳，寫創(chuàng)作手記，把我寫《白鹿原》的感受寫出來，作為一個參考，這對寫作還是有意義的。于是先試著寫了4個與《白鹿原》寫作有關的話題，如果讀者有興趣，我就繼續(xù)寫下去。結果反饋不錯。于是前后拉拉雜雜寫了兩年，今年6月初完成了最后一篇，交給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在被讀者的閱讀印證之前，好話就是強加

　　解放周末：您的低調似乎是一貫的。《白鹿原》出版時，也沒有做什么宣傳。

　　陳忠實：關于這本書，我心里覺得十分踏實的一點，就是整個出版過程沒有炒作。

　　《白鹿原》出版前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長篇小說連播”中播出，很多人聽到后都來詢問這個小說什么時候能出。我就和《陜西日報》一個編輯說，你幫我給讀者報告一個準確消息，告訴他們這個小說什么時候出版。他很快擬了一個消息草稿出來。我看后坦率地說了自己的意見：第一，溢美之詞一句也不要，因為在被讀者的閱讀印證之前，好話就是強加；第二，內容簡介索性不提，因為很難概括，只說這部小說寫的是1949年以前的鄉(xiāng)村故事，就可以了；第三，作者耗時6年，不必強調，如果讀者讀不出興趣，耗時10年也是白搭，創(chuàng)作時間的長短不是作品質量的決定因素。我和他在書房里磨蹭了大概一個多小時，寫了百十來字的一個書訊，說明這個小說什么時候在《當代》連載，什么時候出書，通篇沒有一句評論，僅僅就是把這個事情講清楚，讓讀者知道這回事兒。在《陜西日報》上發(fā)表的百字消息，是《白鹿原》發(fā)表和出版前唯一一篇宣傳文字。

　　解放周末：那時候還沒有“炒作”這個詞�，F(xiàn)在出一本書，宣傳的手段就非常多，采訪、簽售、講座……

　　陳忠實：我覺得在今天，起碼的宣傳是必要的，因為現(xiàn)在的情況畢竟和上世紀九十年代不同了�，F(xiàn)在的出版量太大，全國一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有1000多部，幾乎每天3部長篇小說。你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也看不完。所以，若是不做必要的宣傳，就很容易被淹沒。況且這么多的書，讀者也很難選擇。有了必要的宣傳，讀者看到后感興趣，才會買來讀。

　　解放周末：在您看來，怎樣的宣傳是適當?shù)模�不至于淪為“炒作”？

　　陳忠實：宣傳必須是準確的、科學的，它能讓讀者了解這本書，供讀者選擇。但千萬不要“瞎吹”。如果是瞎吹，讀者看了書以后發(fā)現(xiàn)和宣傳的不一樣，就會覺得失望、挫傷，就會不再信任宣傳，這對文學的損失是很大的。

　　解放周末：最終還得讓作品說話。宣傳再火爆，作者再東奔西跑，作品經不起考驗，即使“暢銷”，仍不能“長銷”。

　　陳忠實：是的，關鍵是作品本身。讀者的閱讀和感受，才是最好的交流。如果讀者讀了以后覺得好，他會推薦給他的朋友。包括我也是這樣，讀到一本好書，就會樂于與朋友分享。這種宣傳是最可靠的。瞎吹、炒作的結果不僅適得其反，而且破壞了作者、媒體的公信力。現(xiàn)在人們厭惡的是，文學力量不足而自我炒作有余。

　　解放周末：尤其是用非文學的方式炒作文學。

　　陳忠實：非文學的手段，不可能達到文學的目的。雖然在今天這個商業(yè)化時代，這類手段往往還能奏效，我們也看到一些非文學的炒作造成的熱鬧場面，但都不長久，熱鬧一陣兒也就迅速冰鍋冷灶。

　　性描寫的最重要原則是“不作誘餌”

　　解放周末：《白鹿原》沒有任何炒作，但其中大膽的性描寫也曾引起一些反響，在被搬上舞臺和銀幕的過程中也成為人們關注的所在。

　　陳忠實：其實，在我寫作的開始幾年，文學作品還沒有“性”的概念，頂多是寫愛情，但也只限于一定程度。我那時似乎不由自主地以男性為主要寫作對象，作品里甚至沒有女性。我有一個短篇小說題目就叫《徐家園三老漢》，頗得好評，大家都覺得陳忠實寫老漢寫得挺好的。

　　后來，社會不斷進步，文藝政策不斷開放，我對文學的理解也在發(fā)展，意識到，如果一個作品回避女性，就無法構成一個完整的社會環(huán)境。一直到寫《白鹿原》，我發(fā)現(xiàn)這段民族歷史是回避不過去的，不僅是我個人的寫作不能回避，而且是我們的生活、社會不能回避。

　　在《白鹿原》反映的年代，最新的理念就是打破封建，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提倡自由戀愛，不再包辦婚姻，標志性的行動就是女人要把小腳放開，女性要進入社會。這已經不只是個人的行為，而是社會的命題、革命的命題。當這個命題進入到普通人們的生活，進入到白鹿原的社會以后，會引發(fā)怎樣的反應？它涉及到我們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所以我就意識到，對“性”不能回避。不僅“不回避”，而且要“撕開寫”，要寫出在封建幕布之下的中國女性的種種生存形態(tài)。

　　解放周末：“不回避”和“撕開寫”是一種“放”，那么如何“收”呢？

　　陳忠實：在寫作時，我給自己寫過一張?zhí)崾拘缘男〖垪l———“不回避，撕開寫，不作誘餌”。在寫作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對于性的描寫最重要是第三個原則———“不作誘餌”。就《白鹿原》而言，性的概念、性的理念、女性應該如何生活，是一個時代中國人精神歷程中繞不過去的嚴峻問題，關鍵就在于對性描寫的必要性的再三審視，和描寫分寸的恰當把握。

　　解放周末：當性描寫后來成為大張旗鼓的“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時，您怎么看？

　　陳忠實：我認為不能單純地為寫性而寫性，不能把性作為招徠讀者的一種誘餌。這一點往往是一個作品高下、雅俗的分野。

　　好的作家，應該從生活體驗進入到生命體驗

　　解放周末：這次您的新書，用了海明威的話“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作為書名。

　　陳忠實：我是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海明威的這句話，當時眼前一亮、心里一震。我的第一反應是，文學創(chuàng)作這一頗多神秘色彩的勞動，讓海明威的一句話說透了，這句話揭示了一個作家創(chuàng)作的全部奧秘。

　　解放周末：對于作家而言，什么是“屬于自己的句子”？

　　陳忠實：“句子”是一個比喻，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白描或敘述的語言、文字。我的理解是，它是說作家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獨特體驗，既是獨自發(fā)現(xiàn)的體驗，又是可以溝通普遍心靈的共性體驗。當然“句子”也包括藝術體驗，以一種獨特的、最適宜表述那種體驗的語言完成敘述。表述有各種形式，不同的內容要選擇合適的表述形式。

　　解放周末：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體驗和追求。

　　陳忠實：一百個作家就有一百種獨特的體驗，所以文壇才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景象。但是，作品進入讀者層面以后，這些個人體驗能夠在多大范圍上引起人們精神和心理上的呼應，往往決定著一個作品的質地。

　　解放周末：個人體驗有高下之分。當前，有些過于瑣碎、家長里短的體驗，引起了讀者反感，甚至被稱為“尿布文學”。

　　陳忠實：生活體驗既是作家個人的生活體驗，又是作家對社會生活的體驗。在這個層面上，我覺得如果能更深入一步，從生活體驗的層面進入到生命體驗的層面；進入生命層面的這種體驗，在我看來，它就更帶有某種深刻性，也可能更擁有哲理層面上的一些東西，贏得更廣泛的讀者的心靈呼應。

　　對于一個有追求的作家來說，他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應該經歷一個從生活體驗到生命體驗的過程。有些作家能夠完成這個過程，而有些作家可能沒有完成這個過程。就我的感覺，屬于生活體驗層次的作品是大量的，而進入了生命體驗層面的作品卻很少。

　　作家的使命，就是用筆勾勒出民族的靈魂

　　解放周末：長久以來，您一直在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這條道路是從何時起步的？

　　陳忠實：初中二年級時，我第一次讀到趙樹理的小說《錢寡婦看瓜》，大為震驚———這樣的農民和農村生活是我再熟悉不過的，趙樹理竟然把我的生活感受激活了。在作文課上，我模仿趙樹理的語言，寫下了第一篇小說《桃園風波》。當時是無意識的模仿，但實際上就開始了尋找。

　　解放周末：多年來，您的視線一直沒有離開農民，您的筆下總是流淌著濃郁的“關中情結”。

　　陳忠實：說到關中，這片土地太不一樣了，和北京、上海都不同。可以說，它是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歷史文明開發(fā)最早的地方。西周的首都在西安，當時叫鎬京；之后秦統(tǒng)一中國，這對我們國家的意義毋庸贅言；后來到漢，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尤其到唐，創(chuàng)造了封建文明的鼎盛時期……這些歷史都是在關中、在我們西安完成的。

　　當然，我做的不是理論上的研究。作為一個作家，我感興趣的，是延續(xù)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遺落在民間的生活形態(tài)。這不僅僅反映在人們吃什么、穿什么上，更重要的是一種普遍的文化心理。他們的精神世界是一個怎樣的變化歷程，這是我所關注的。比如，辛亥革命，封建社會的解體帶來了巨大變化，代表封建帝制的辮子被剪掉了，女人纏了千年的小腳要解放了，作為一個有著特殊記憶的民族，這些對中國人意味著什么？作家關注的是這種變化對人的心理到底產生了怎樣的沖擊、顛覆，直至更新、嬗變。

　　解放周末：歷史恢宏，但總要落實到具象的“人”身上。

　　陳忠實：對。封建社會如何腐朽，政權如何更替，這是歷史學家研究的話題。我是寫小說的，我更有興趣的就是這些理論的東西遺落到民間，人民的心理、心態(tài)經歷了什么。有文化和沒文化的、富裕的和窮苦的、男人和女人，形形色色的人，他們的心理是一種怎樣的狀態(tài)，這非常有意思。

　　解放周末：《白鹿原》問世后獲得了極高評價，有人說《白鹿原》堪稱一部民族史詩。

　　陳忠實：寫作的時候我根本沒想過后來讀者會如何評價。那些與我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過的人，令我心生敬仰。我就是想解析這片我所熱愛并且熟悉的土地上各種各樣的人，反映從封建體制解體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50年時間里中國人的精神歷程。

　　巴爾扎克說：“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我當然和當代很多作家一樣，也想用自己的筆勾勒出這個民族的靈魂。因為民族間最好、最深刻的交流手段，就是文學。文學作品所能達到的對一個民族的認識和理解，是其他任何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讀物都難以相比的。

　　解放周末：談到當前的文壇，許多人說，經典難現(xiàn)、大師難覓是因為商業(yè)化的影響。

　　陳忠實：我不這么看。讀者是有各種興趣和需求的，美國有許多人專門寫消遣讀物，但是這并不妨礙美國產生海明威這樣的作家。歐美國家的娛樂手段比我們豐富得多，但依然有一批有思想、有見地、有藝術特點的作家在努力，純文學作品仍然能夠幾十萬、幾百萬地印刷發(fā)行。

　　當然，在當今，作為一個作家要做到心無旁騖，名利什么的都不成為創(chuàng)作的干擾和妨礙，確實很難。但是，難也得堅持。因為我們的民族需要一種清醒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