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選擇了張愛玲
徐 江
《小團圓》被發(fā)掘出版,引發(fā)了諸多張愛玲迷的企盼,因此我又N多次被人逼了問如何看張愛玲小說及其在讀者間的受捧。我的答案如出一轍:讀者極多的作家未必是好作家,尤其在這個人們審美大多遭到影視“飼育”(借用日本電影中的“情色”說法)的時代。人們一旦習慣了向文藝索要曲折的情節(jié),想改起來就太難,而那些偉大的、甚至稍好的小說家,通常又不是單純抱著“情節(jié)”這一根上吊繩子的。那么滿足人們對情節(jié)的渴望的任務,通常便要由暢銷小說家(現(xiàn)在恐怕還得加上那些電視劇的金牌編劇)來完成。凡著名的暢銷小說家,一般都是講故事的大師,從張愛玲到金庸,一直鋪到美國的斯蒂芬·金,都是這個情形。不過張愛玲似又與別的暢銷作者不同:一來已經在文學史上有了些“定評”(比如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二來是——她本人的生平和感情經歷都帶有傳奇性。
張愛玲是講故事大師,但她的小說卻不好。因為好的小說不僅僅是要講故事,而且一個作家一旦被文學史抬到“重要作家”的高度,那就更不能僅僅憑借她的講述才華。高級的文學從來是由作者的世界觀和藝術觀“合謀”而成,這個合謀的結果不但要體現(xiàn)作者對世相的洞悉,也要多少體現(xiàn)一點對人類生存狀況的關切。張愛玲的不少故事有同情心,有時對某個主人公甚至有一點愛憐,但這種同情或者愛憐只指向作品的主人公,而不是絕大多數(shù)角色,這就給小說預設出了一點狹隘來。
好作家在作品中是不允許有狹隘的,比如曹雪芹寫薛蟠,狄更斯寫《大衛(wèi)·科波菲爾》里的“小人”希普,哈謝克寫《好兵帥克》里的密探布雷特施奈德,蔑視中分明都還有著一絲悲憫和同情,這個高度,張愛玲的作品達不到。張的小說不時愛流露出“偷生”的卑微,這固然會引發(fā)讀者的感動,可感動之后,卻一點引不起任何升華,哪怕是一點直面世相的堅毅,小說終究回歸到了消費品序列。夏志清教授曾拿張愛玲去比曼斯菲爾德和麥卡勒斯,從技術上比比也無妨,但從內在的品質上講,則顯得有一點不知天高地厚。
關于張愛玲,有一種說法是她后來去美國,以及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戀》在美國被出版,都跟一位臭名昭著的麥卡錫議員有點關系。我讀到這個傳言的第一反應是這個女人命真苦,先是胡蘭成,后又扯上麥卡錫……其實張這個人,可能跟所有聰明又有些糊涂的善良女性一樣,過于感性——她作品里的“毒舌”,不過是另一種假裝智慧的感性宣泄而已,這與她不幸的青少年時光,以及后來的情感際遇必然有些關系。 我以為她和美籍丈夫賴雅的婚姻應該是張一生中最健康的時光——無論快樂還是煩惱,很可惜她沒能把這一部分體驗貢獻給她的小說事業(yè),否則我們會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張愛玲。
張愛玲之所以在今天成為一個文化或品味(許多人誤把這種品味當成了文學境界)符號,是經過了幾個步驟:一、她是“孤島”時期大紅大紫的暢銷作家,身跨小說、電影兩界,作品不問風云,只敘風情,這吻合絕大部分讀者對小說的要求,而她文筆所具備的那種——可供把玩的細膩的匠氣,同時代作者里又是很少的;二、她的問題愛情,以及后來多達數(shù)十年作品在內地的缺席,“異數(shù)”和“禁書作者”從來都是吸引眼球的重要元素;三、她的文風對歷代女性作者的影響,以及影視改編對世俗名聲的放大。最后一個原因不算定論,但可以作為大家的一個思考題:今天時尚中的許多讀者,他們的精神境界和趣味,跟“孤島”時期依然歌舞升平的紅男綠女們,真的有那么大分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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