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獸首風波”中民族情緒能否走向文化反省

　　胡印斌

　　我們在意的到底是獸首的文物價值，還是其所標志的國恥，抑或是獸首之外千千萬萬的物質非物質的文化遺產(chǎn)呢？對于國恥，事關歷史敘述，很多時候，只剩下在逢五逢十的標志性年份，一擁而上紀念紀念。而且，擁上來的人群也缺乏最本真的體認，更多是來尋覓往昔的榮光。至于文化遺產(chǎn)，這些年來，經(jīng)由我們的雙手毀掉了多少珍貴的文物遺址。即便是那兩個獸首的家園圓明園的福海，不也給它鋪上了水泥硬底了嗎？由獸首出發(fā)，也許能夠推動一些思路的改變。

　　又是法國。罔顧中國人民的感情，執(zhí)意拍賣圓明園文物……近一個月來，兩件圓明園青銅獸首的拍賣和反拍賣，裹挾著媒體和公眾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情緒發(fā)泄。對屈辱歷史的沉痛記憶，對強盜行徑的隔代聲討，對文�，F(xiàn)狀的不滿和質疑，以兩件生肖獸首為觸媒，拋擲著，撕扯著。與此前家樂福事件一樣，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依然貫穿了事件的進程，律師作秀？媒體炒作？還是暴民躁動？其間情狀意味深長。

　　先是圓明園鼠首兔首拍賣消息傳出，1月，在官方尚無明確表態(tài)的情況下，中國67名律師擬通過法律途徑阻止拍賣，民間追索流失文物的聲音由此升溫。2月12日，中國外交部回應法國拍賣圓明園鼠首兔首銅像。至此，官方、民間的意見表達在互動中漸趨一致，比如有論者這樣寫道：一時拿不回來的流失文物，就讓它先放在國外吧，讓中國人多一份屈辱的念想。這念想，也是可以成為愛國教育的。

　　理性和克制，在法方執(zhí)意拍賣之后，同樣有所體現(xiàn)。比如，國家文物局專家組組長羅哲文就指出：圓明園12生肖工本、工藝等并不特別，價值頂多幾十萬元人民幣。它們的價值，不是經(jīng)濟和藝術價值，而是政治價值，因為這是侵略者的罪證。主流聲音的這種克制和理性，雖然未必完全說服那些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但“降溫”效果是明顯的。

　　不過，擾攘喧囂中，也搖曳著很多看似理性其實更容易激發(fā)民族義憤的話語。或許是為了給中國人“降溫”，很多論者試圖揭出包括圓明園在內(nèi)的很多文物遺址其實是中國人自己毀掉的“史實”。然而，即便“果真如此”，怕也不能開脫了或者干脆替代了侵略者燒殺掠奪的史實。這是兩碼事，此刻攪和在一起，只能是揚湯止沸，讓事情越來越亂。

　　我們當然需要從單向度的民族情緒發(fā)泄，從個別歷史細節(jié)的借題發(fā)揮，進一步走向對民族、對國家、對歷史的整體性文化反省。但在路徑選擇上，一味強調(diào)中國自己應該承擔的“被侵略”責任，一味發(fā)掘焚毀圓明園事件中中國人自己的“咸于搶掠”，一味在別人大肆拍賣故國文物時無動于衷甚或超然物外，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種真誠的反省。克制是因為畢竟事過境遷，理性是因為還可以積極尋求其他更合宜的途徑，但克制和理性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就此放棄憤怒的權利和堅持追索的努力。這是文化反省的底線。

　　文物問題從來就不單單是文物的問題，希望文物的歸文物、政治的歸政治只能是一種善良的愿望。從文物史來看，越是命運多舛、遭際復雜的文物，凝結其上的各種符號就越多，漫漶其間的各色紋路就越深，其所承載、凝結和傳遞的歷史文化信息也就越豐富。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一層層累積在文物之上的世事變遷、歲月留痕，或可相當于文物表面的“包漿”。那是在悠悠歲月中灰塵、汗水、淚水，把玩者的手澤，或者土埋水浸，經(jīng)久的摩挲，甚至空氣中射線的穿越，層層積淀起來的沉靜溫存之氣。能輕易拂拭得去嗎？

　　國民對于這樣經(jīng)歷了國運跌宕、歷史變遷的文物有一些激烈、熱切的表現(xiàn)，并借此翻騰翻騰屈辱的、悲慘的乃至被損害的歷史，實在是正常得很。既然民族國家存在，這樣的情緒就不可或缺。討論和爭辯，也會厘清一些已經(jīng)模糊了的歷史事實和文化記憶。有學者擔心“文化問題成為國家間的政治問題，虛擬的泛政治情感，真的成為家國間的民族情感”，這擔心大可不必，事實上，現(xiàn)在看上去的“過度熱烈”，不過是以往“過度冷漠”的反撥罷了。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歷史，別人可以飄洋過海，焚我家園，掠我寶貝，我們連講都不能講？

　　現(xiàn)在需要的，應該是從民族激烈情緒脫胎出來的文化反省，而民族情緒、抑或是“民氣”，是文化反省的起點。實際上，這一輪的“獸首風波”，早在去年10月份就喧鬧過一次了。那一輪的“喧嘩與躁動”至少弄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大家均不贊同以“回購”的形式買回被別人掠奪走的圓明園流散文物，那無疑于給“贓物”、“罪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也因此，這一次沒有充大頭，沒有以愛國的名義耗費公帑民財，把文物“買回來”。很好。埃及追索被法軍掠走的獅身人面像胡須，堅持不出一文，為此居然等了193年，國寶終于回歸埃及。此外，1977年扎伊爾向比利時索回了數(shù)千件文物，1980年伊拉克向法國索回了《巴比倫法典》和《漢穆拉比法典》的部分，2002年埃及向德國索回了一具古埃及法老金棺棺盒……在外交努力和國際公約的框架下，中國人一樣可有作為。時間長一點、過程曲折一些，都不要緊，這樣的堅持才是最好的文化反省，這個努力的過程才是最好的國民教材。

　　除了對外的文化堅持，對內(nèi)方面，還要思考一下，我們在意的到底是獸首的文物價值，還是其所標志的國恥，抑或是獸首之外千千萬萬的物質非物質的文化遺產(chǎn)呢？對于國恥，事關歷史敘述，很多時候，只剩下在逢五逢十的標志性年份，一擁而上紀念紀念。而且，擁上來的人群也缺乏最本真的體認，更多是來尋覓往昔的榮光。至于文化遺產(chǎn)，這些年來，經(jīng)由我們的雙手毀掉了多少珍貴的文物遺址。即便是那兩個獸首的家園圓明園的福海，不也給它鋪上了水泥硬底了嗎？由獸首出發(fā)，也許能夠推動一些思路的改變。

　　一場“獸首風波”，驚起幾多激烈反應。有論者總結，此次追討最感欣喜的是凸顯中國公民社會的茁壯成長與理性維權精神；也有學者認為，不能將其作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標志性事件來放大。其實，沒有比這更能牽動如此廣泛人群注意并參與的事件了。正是這種種樣態(tài)的真實呈現(xiàn)，讓我們感受到這一事件中蘊涵的價值和意義。以此為起點，或可尋覓出一條我們所習焉不察的隱秘路徑，經(jīng)由這條路徑，文化的反省有之，社會的反思有之，政府的警醒亦有之。那就是，善待現(xiàn)有的，找回失散的，養(yǎng)成未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