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本”古籍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澤東的要求校點注釋的古代歷史文獻，共86篇，包括史傳、政論、賦、詩詞、散曲等體裁。前后有三種版本形式，字體都比較大，從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發(fā)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為特制的36磅長宋字體(正文、注文同)。這批“大字本”當時印制的數(shù)量極少，多時不過二十幾份，一般只有5至7份。當年，王守稼、吳乾兌、許道勛、董進泉和本文作者參加了“大字本”的注釋，參加注釋工作的還有復旦大學歷史系、中文系的幾位專家。

　　這些文獻，都是毛澤東根據(jù)他當時關心和考慮的問題專門布置校點注釋的，不少篇目正文前有提要，也是按毛澤東的意圖寫的。

　　前后近四年共86篇的“大字本”，按時期和內容劃分，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為歷史傳記借鑒期。這期間共選注了《晉書》、《舊唐書》、《三國志》、《史記》、《舊五代史》(按選注時間順序排列)等史書的23篇傳記(1974年11月還布置注釋過《后漢書》中的《李固傳》和《黃瓊傳》，不在此階段)。另有屈原的《天問》、柳宗元的《天對》兩篇古典哲學文獻。

　　熟讀中國古籍，通曉中國歷史，一直是毛澤東進行思考、形成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1972年10月1日，他布置注釋《晉書》中的謝安、謝玄、桓伊、劉牢之傳。這四個歷史人物均與公元383年東晉與前秦的淝水之戰(zhàn)有關。淝水之戰(zhàn)是一場以少勝多的著名戰(zhàn)例。東晉的勝利是和當時統(tǒng)治集團內部“群臣輯睦，內外同心”分不開的。當時執(zhí)掌朝政的司徒謝安、廣陵相謝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將領劉牢之等人，由于文武融洽、內部團結，雖然軍事上處于劣勢，卻能打敗南侵的苻堅大軍。

　　1972年12月8日，毛澤東布置了《舊唐書·傅奕傳》的注釋，又在12月31日布置了屈原的《天問》和柳宗元的《天對》的注釋。傅奕是唐初反佛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天問》是戰(zhàn)國時期楚國大詩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后“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王逸注語)時，提出的有關宇宙、自然、歷史的一系列問題的一篇奇文。唐代杰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柳宗元對《天問》作了歷史上唯一的回答，寫出了《天對》這篇宏文。

　　幾乎是同時，1972年12月31日，毛澤東要求高級干部好好讀點書，不要只武不文。注釋《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即本此意。呂蒙本是武將，因善于讀書而有成:“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1973年7月布置的《晉書·劉元海載記》所說“隨(何)、陸(賈)無武，絳(周勃)、灌(嬰)無文”和《史記》中的陸賈、灌嬰、黥布(傳中提到隨何)、周勃等人的傳記，都是出于這個目的而標注的。以后毛澤東在接見南京軍區(qū)司令員許世友時曾引用了“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這句話，而且說要把“鄙”字改成“恨”字。他希望能造就出一批文武兼?zhèn)涞娜瞬艁怼?/p>

　　1972年12月31日，毛澤東布置印制《史記·項羽本紀》。1973年2月7日布置印制《三國志·魏書·張遼傳》、《舊唐書·李訫傳》。張遼等是曹操麾下有戰(zhàn)功的大將，但他們原來分別是呂布、袁紹手下的人，曹操對他們不咎既往，加以重用，為成就大業(yè)找到了得力助手。李訫的例子更說明問題。在平定淮西軍閥吳元濟的戰(zhàn)斗中，李訫克服重重阻力，爭取了吳元濟的大將吳秀琳和李�蹋黄撇讨莩呛�，“訫不戮一人”，復吳元濟部下職務“使之不疑”，攻克了長期不能解決的老大難問題。

　　1974年11月20日，毛澤東寫信給江青，信中說:“可讀李固給黃瓊書。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tài)，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過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泵珴蓶|寫信的當天，就布置了“大字本”《后漢書·李固傳》和《后漢書·黃瓊傳》的注釋任務�！饵S瓊傳》中的“���┱咭兹�，　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李固傳》中的“表曲者景必邪，源溥者流必薭”，就是毛澤東借用告誡江青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