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也是金庸在內地從進入到接受，到炙手可熱的30年。盡管對于金庸作品的價值、意義，及其在文學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做出結論為時尚早。但是，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現(xiàn)象，金庸現(xiàn)象無疑值得關注。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金庸14部武俠小說的首字，構成了這幅對聯(lián)。加上另一部短篇《越女劍》，“金庸作品集”風靡了整個華人世界。北宋詞人柳永的詞作在當時流傳很廣，以致于“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以及根據(jù)金庸作品改變的電視劇、電影的流傳，以今日傳媒業(yè)之發(fā)達，說其傳播程度遠超柳永當不為虛。在幾十年時間里，金庸作品被一再翻拍，牢牢占據(jù)電視機的熒屏，一批批明星因為主演金庸武俠劇而成名。

　　在圖書方面，金庸作品暢銷幾十年，銷售過億冊，大概也只有特殊時期下“毛選”所創(chuàng)造的記錄能與之相比。而其作品由“盜版”而正版，由單品種到全系列的引進出版，更伴隨著國人版權保護意識的萌芽和發(fā)展，與改革開放30年同步。時至今日，金庸作品也從“成年人的童話”進入了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史，成為學者們的研究課題。

　　“吳陳比武”引發(fā)金庸創(chuàng)作

　　1954年，香港太極派拳師吳公儀，澳門白鶴派拳師陳克夫，各自宣稱其本派拳技之優(yōu)點，相約在澳門比武，引起了香港民眾的普遍關注。這場比武的結果是，吳公儀很快擊敗了陳克夫。但是，這一事件卻成為了香港人津津樂道的話題。不久，陳文統(tǒng)以筆名梁羽生，查良鏞將自己名字的最后一個字拆開，以筆名金庸開始在報刊連載武俠小說。梁羽生的第一部作品是《龍虎斗京華》，而金庸的第一部作品則是《書劍恩仇錄》。

　　進入武俠小說寫作領域之后，梁羽生和金庸都獲得了很大成功。兩人因此成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金庸更是一發(fā)而不可收拾。香港一文化人曾經(jīng)回憶，金庸擅長在每天連載的結尾處制造懸念和小高潮，讓人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第二天的《明報》。1972年9月，金庸宣布“掛印封刀”，不再創(chuàng)作新的武俠小說。此后，他花了10年時間，整理共15部(包括一個短篇《越女劍》)的“金庸武俠小說全集�！�

　　上世紀70年代前期，金庸的小說在內地尚未公開發(fā)行�；謴凸ぷ鞯泥囆∑綇慕�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從境外買了一套金庸小說�？梢哉f，鄧小平是金庸小說在中國內地的最早讀者之一。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紛紛接到邀請，訪問內地。1981年，作為《明報》社長的金庸先生接到了來自北京訪問內地的邀請。當時，金庸修訂《武俠小說全集》的工作已近尾聲。他向邀請方提出：能否在訪問內地期間拜訪鄧小平先生？他曾經(jīng)對記者說，去北京，他最想見的就是鄧小平。他一直很欽佩鄧小平的風骨，欽佩他剛強不屈的性格。

　　這一信息很快就上達鄧小平處。他在一份有關金庸來訪的報告上批示：愿意見見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鏞，金庸系筆名)。這一年7月16日，金庸攜夫人和兒子、女兒踏上了訪問內地的旅程。18日上午，在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來到了北京人民大會堂。鄧小平已經(jīng)等在福建廳門口，握住金庸的手說，“歡迎查先生回來走走！你的小說我讀過，我們已經(jīng)是老朋友了�！�

　　當天晚上，中央電視臺在新聞節(jié)目中播發(fā)了鄧小平會見金庸的消息。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立即給鄧小平同志專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說全集》。據(jù)《文匯報》報道，有一次，鄧楠見到金庸，告訴他說：“爸爸很喜歡看你的小說，每天晚上睡覺之前都看幾頁�！�

　　也就是在鄧小平會見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說在大陸“開禁”，并很快成為暢銷書。

　　早期僅有一家獲授權

　　國家圖書館索引記錄顯示，內地出版的第一部金庸小說，恰好是金庸的第一部著作:《書劍恩仇錄》，由科學普及出版社廣州分社出版，時間為1984年11月。

　　1984年到1985年是金庸武俠小說在內地的出版高峰，可以說大部分的書都是在這兩年出版的。在出版資源并不豐富的80年代，內地數(shù)十家出版社出版了金庸的武俠小說，其同一作品出現(xiàn)了多種不同版本。

　　在形形色色的金庸武俠小說中，有根據(jù)香港明河社版影印的繁體版《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多達7個版本的《射雕英雄傳》，寶文堂書店精心制作、出版的《天龍八部》、《鹿鼎記》……這些武俠小說的傳播，以及由翁美玲、黃日華等主演的《射雕英雄傳》，劉德華、陳玉蓮主演的《神雕俠侶》等電視劇的播放，使得金庸作品風靡神州大地，由于此時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國人眼界尚未完全打開，思想意識并未完全開放。關于金庸作品在民間的傳播和官方的態(tài)度并未達成一致，由此也引起了一些爭議。

　　而7個版本的《射雕英雄傳》，使得當時的“新聞聯(lián)播”特別舉此例痛陳武俠小說“泛濫”。在內地，關于金庸武俠小說的價值和意義的爭論也由此展開。及至一些中央領導稱之為“成年人的童話”，并被媒體廣泛傳播之后，金庸作品才獲得了傳播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此時正值80年代“文化熱”，各種西方思潮此起彼伏并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一批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名著由北京三聯(lián)書店、商務印書館等機構出版后影響巨大，例如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就售出了5萬冊，但是，這些現(xiàn)象與金庸小說的盛行與傳播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此時的金庸并沒有從自己作品的暢銷中獲益。其時，國人版權意識淡薄，加上中國沒有加入國際版權保護公約，給金庸支付報酬的出版者極少。因此，金庸在《金庸作品集“三聯(lián)版”序》寫道，“1994年以前在內地得到正式授權的只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家，其余都是盜版�！痹撋缭�經(jīng)出版了金庸武俠小說的首部作品《書劍恩仇錄》，并給金庸支付了10萬元版稅。

　　董秀玉推出全套正版

　　北京三聯(lián)書店前總經(jīng)理董秀玉，曾在香港擔任香港三聯(lián)書店的總經(jīng)理。她在香港時與金庸私交甚篤，當董秀玉回到北京三聯(lián)任職后，金庸便順理成章地將自己15部武俠小說的內地出版權交給了北京三聯(lián)書店，并在1991年簽訂了10年合同，由此拉開了雙方合作的序幕。

　　1994年5月，北京三聯(lián)書店以極其精美的形式，將36冊一套的金庸作品集進行捆綁銷售，一經(jīng)上市，便成為愛書人熱衷購買之物，迅速占據(jù)了內地巨大的銷售市場，此后每年都維持著穩(wěn)定的銷量。 2000年4月，三聯(lián)書店又根據(jù)市場需要，推出了“口袋本”金庸全集，又告成功，在短短半年時間里，印數(shù)達到56000套。

　　10年合同期滿之后，金庸提出了三個條件：第一，是將版稅由15%提高到18%；第二，三聯(lián)出版其著作后銷量必須達到一定數(shù)目；第三，作品集的銷售量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遞增。

　　這在北京三聯(lián)書店看來難以接受，董秀玉說，當時三聯(lián)保證，每年至少銷售4萬套，這已經(jīng)是一個不小的數(shù)目了。如果三聯(lián)全盤接受金庸的條件，不僅沒有任何利潤可言，而且要承擔巨大的風險。因此，雙方只有好合好散，10年的合作由此終結。在“三聯(lián)”版有可能成為絕版的情況下，庫存自然成為各路書商爭奪的焦點。和三聯(lián)書店有著良好業(yè)緣、三聯(lián)版圖書批發(fā)居于全國首位的北京明燕緣圖書有限公司已搶先一步，將庫存的6000套“口袋本”金庸作品集悉數(shù)包銷。

　　回想起當初的情形，董秀玉說，金庸先生后來提出那么高的條件，可能還是受到了某些人的誤導。北京三聯(lián)最開始做金庸作品時，內地出版的人還沒有現(xiàn)金流的概念。自己答應金庸提出的15%的版稅，實際上負擔已經(jīng)不輕，因為一半的利潤已經(jīng)被作者拿走了。“但是，金庸作品對于三聯(lián)的現(xiàn)金流確實帶來了很大的好處，所以我還是很感謝他�！�

　　“畢竟是老朋友，即使是雙方分手，整個過程也很愉快”，董秀玉說，當時三聯(lián)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做得很干凈，和金庸結算版稅時連零頭也交代得清清楚楚，所以，金庸也比較滿意�！昂髞恚瑥V州那邊出版遇到了問題，他回過頭來又問我，說看看北京三聯(lián)能不能和廣州出版社合作，我說那就算了�！�

　　2001年底，金庸與廣州出版社談妥了協(xié)議。據(jù)《中華讀書報》披露，金庸此次修訂的背景正是因為他得到18%的高額版稅，而廣州出版社又擔心三聯(lián)版影響太深、太廣，惟恐推出新版后受到市場、讀者的冷落，所以索性要求金庸修改原著，否則將擱置出版計劃。

　　自嘲從來不能擺脫名利、金錢誘惑的金庸只得重新拾筆，開始新一輪的修訂。好在電視上的金庸武俠劇從未冷場，一茬接一茬的重拍使得金庸作品一直維持在穩(wěn)定的溫度。2004年的第三屆“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顯示，金庸取代老舍成為了北京讀者心目中的最愛。

　　與此同時，“金學”的發(fā)展蔚為大觀，嚴家炎、馮其庸、孔慶東等專家競相稱贊，并研究、探討金庸的武俠小說，陳墨出版了八冊金學研究著作。2004年，《天龍八部》的部分章節(jié)還進入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