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愛歷史的毛澤東通讀過“二十四史”，對歷朝歷代的興衰治亂、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體悟。其中《明史》是毛澤東圈點最多、體悟最深的史書之一。

　　對朱元璋研究得比較仔細(xì)

　　1964年5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盡做壞事。”

　　朱元璋以一個落魄的和尚，十五載而成帝業(yè)，是繼劉邦之后又一個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澤東對這種現(xiàn)象深有感觸，他通過對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結(jié)論。朱元璋大字不識一個，卻善于從戰(zhàn)爭中學(xué)習(xí)，多謀而又善斷。毛澤東對朱元璋卓越的軍事才能給予過很高的評價，曾說“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1948年11月，明史專家吳晗輾轉(zhuǎn)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將他在當(dāng)年8月份寫完準(zhǔn)備再版的《朱元璋傳》的修改稿送請毛澤東閱正。正在指揮解放戰(zhàn)爭的毛澤東擠出時間仔細(xì)閱讀了書稿，還約請吳晗深談了兩次。隔了幾天，毛澤東在退還《朱元璋傳》原稿時，還特地給吳晗寫了信。信中對吳晗苦心為朱元璋立傳稱道有加，但又指出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毛澤東和吳晗在對朱元璋的評價問題上存在一定差異。在毛澤東眼中，唯物史觀亦可稱做“奴隸史觀”，認(rèn)為是底層人民在創(chuàng)造歷史，歷史上的農(nóng)民起義都程度不同地推動了歷史的進(jìn)步。朱元璋作為農(nóng)民起義的首領(lǐng)，亦當(dāng)做如是觀。而吳晗的《朱元璋傳》卻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顯然沒有貫徹唯物史觀的階級觀點。

　　新中國成立后，吳晗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從1954年開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重新寫了《朱元璋傳》，并再次呈送毛澤東以博指教。毛澤東對吳晗的修改表示滿意。

　　稱朱棣“搞得比較好”

　　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發(fā)動靖難之役，于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南京，即位沒幾天的建文帝朱允　焚死，朱棣奪取了帝位。

　　毛澤東在讀清人谷應(yīng)泰所撰《明史紀(jì)事本末》時，仔細(xì)揣摩了朱棣造反奪取皇位的過程，并多有評論。朱棣在與南京對峙的過程中出生入死，打過許多漂亮的勝仗，特別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溝河戰(zhàn)役(戰(zhàn)場在今河北雄縣)，朱棣將李景隆等率領(lǐng)的勤王之師打得大敗。但在隨后的東昌戰(zhàn)役中，朱棣驕傲輕敵，結(jié)果被盛庸等擊敗，被擒斬萬余人。當(dāng)時朱棣身處重圍，奮力死戰(zhàn)才得以逃脫。毛澤東在對比了兩次戰(zhàn)役之后評論道:“白溝河大勝之后，宜有此敗。”這就是說，朱棣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注定會有閃失。毛澤東曾多次告誡軍事將領(lǐng)不要“犯大勝之后驕傲的錯誤”，想必是從中得到過啟發(fā)。

　　朱棣后來重整旗鼓，千里奔襲，竟然兵臨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營，許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為所動，口口聲聲要捉拿“奸臣”，顯出咄咄逼人的架勢。毛澤東讀至此寫道:“始終以索戰(zhàn)犯為詞，使南京無法答允�！毖韵轮�意，朱棣是有意將矛盾尖銳化，以遂其奪取天下之志。朱棣兵臨南京城下，實際上是孤軍深入，帶有相當(dāng)?shù)拿半U性。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遷都北京，并屢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員之廣超越漢唐，受朝命而入貢者幾達(dá)三十國，可謂武功赫赫，威震殊俗。特別是他遷都北京更是明智之舉，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業(yè)，其雄武之略不減其父，所以毛澤東稱贊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較好”，同屬于有作為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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