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1895--1990)，河南南陽人，1915年入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門，1919年赴美留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52年后一直為北大哲學系教授。

　　主要著述

　　馮友蘭有三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和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采訪手記

　　就一己之偏見而言，我對馮友蘭一直深表同情。我猜他是性情溫綿的人，做不來怒目金剛、錚錚烈士。又一直在高位、受禮遇慣了，一朝改變，倒成為最大的“改造”對象。批判舊思想、接受新思想，人人都求進步，思想改造就是進步。

　　他犧牲了自己的尊嚴來謀取生存空間，委屈求全于一個苦難的時代。對委屈者的求全責備，是在為苦難的時代開脫罪責。以氣節(jié)來評價人是殘酷的，在局外站著說話的人，用完美道德的義正辭嚴來要求別人當貞潔烈婦，與禮教殺人的思路實在一脈相承。

　　宗璞坐在三松堂的老式舊宅里，緩緩地說著家事。空氣中有久遠的東西在流動，是受傷的嘆息和哀婉。能看出來，她最看重的只有兩樣：她的創(chuàng)作，和她父親的聲譽。她愛父親，為之辯護，甚或有“護之過甚”之嫌，但我是理解的。在那個時代，誰的靈魂沒被扭曲？尤其是知識分子。馮友蘭不過是一個代表，只追究個人責任是不公平的。所以她要為古人討公平。

　　父親是教育家

　　父親一生有三方面的貢獻，一是寫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現(xiàn)代邏輯方法的中國哲學史，是這個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對這點不熟悉。我想著重講一講。他一生沒有離開過講臺和學校。1918年他在北大讀書時就曾到中學進行考察，寫了《參觀北京中等學校記》的調查報告。對當時的軍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謂軍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齊劃一。他覺得這不利于人的發(fā)展。

　　他從美國留學回來，擔任中州大學哲學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學是新建的，河南歷史上第一所大學。1925年校務主任離職，父親主動向校長要求接任，他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前途，可選擇的前途有兩個，一是事功，一是學術。我在事功方面抱負不大，只想辦一個好大學，所以需要指揮全局的權力。否則，我就要走學術研究的路子，那就要離開開封，去一個學術文化中心�！毙ｉL沒有答應，但對他的直言很贊賞。父親當年8月就去了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后來1930年河南中山大學(即中州大學)再聘他為校長，但他“已經(jīng)在清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沒有去。

　　父親長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18年，西南聯(lián)大也任文學院院長。1930年和1948年，兩次被推選為清華校務會議臨時主席，主持清華校務。寫過大量的教育論著，聯(lián)大紀念碑文、《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宣言》、《大學與學術獨立》、《論大學教育》等。

　　父親很愛護學生。曾說在學潮中，學校負行政責任的人是政府任命的，不可能公開站在學生一邊，但和學生又有師生關系，愛護學生是當然。所以只能中立，希望學生不要罷課。這一態(tài)度與蔡元培、梅貽琦、都是一樣的。國民黨軍警迫害的學生只要信得過他，到家里來隱蔽，他都盡力掩護，從不問他們姓名。他保釋和掩護過的學生有黃誠、姚依林等。

　　他認為大學要培養(yǎng)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有知識和技能的可以供人使用，技術學校就能做到，大學則是培養(yǎng)完整靈魂的人，有清楚的腦子和熱烈的心，有自己辨別事物的能力，承擔對社會的責任，對已往及現(xiàn)在所有的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欣賞。

　　他是自由主義的教育家，幾十年如一日，始終在北大、清華、聯(lián)大維護和貫徹那些教育理念：學術至上、為學術而學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

　　1942年，教育部長陳立夫三度訓令聯(lián)大，要求統(tǒng)一全國教材、統(tǒng)一考試、設立核定的必修課程。聯(lián)大教授抵制這一命令。信是父親寫的，列出不從命的幾大理由，說“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教育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師嚴而后道尊……今教授所受之課程，必經(jīng)教部之指定，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之一科員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學生尤啟輕視教授之念”等，后來聯(lián)大沒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統(tǒng)一教材和課程。

　　教育部提出給聯(lián)大擔任行政職務的教授們特別辦公費，也被拒絕了，信顯然也是父親寫的，說“同仁等獻身教育，原以研究學術啟迪后進為天職，于教課之外肩負一部分行政責任，亦為當然之義務，并不希冀任何權利�！�…倘只瞻顧行政人員，恐失均平之宜，且令受之者無以對其同事”。聯(lián)大能夠“內樹學術自由之規(guī)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也有父親的努力。

　　這些教育思想在父親是一貫的。在1949年后被作為資產(chǎn)階級反動思想批判，他還想方設法寫文章或發(fā)言，為之辯護。提出“抽象繼承法”，寫《樹立一個對立面》，提出大學哲學系應該培養(yǎng)哲學工作者，而不是普通勞動者，當然受到更嚴厲的批判。

　　父親是愛國的，別人問他1948年為什么從美國回國，我對這個問題很驚訝，他不可能不回來。政權可以更換，父母之邦不能變的。父親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他在聯(lián)大碑文里寫中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他曾撰聯(lián)“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寫了掛在書房東墻，人謂“東銘”，與張載的《西銘》并列。父親嘗引用《西銘》的末兩句：“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眮碚f明自己對待生死的態(tài)度，雖然風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塋聯(lián)，“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這聯(lián)現(xiàn)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親的墓碑背面。

　　下面說些雜事。我?guī)资�年在他身邊，身兼�?shù)職，秘書、管家、門房、護士兼跑堂。他的腦子很好使，什么都記著。平時看起來完全不問家事，但會突然提醒我：“明天該訂牛奶了。”1945年祖母去世，父親回家奔喪，縣長來家拜望，父親不送，而家里舊親友來，都送到大門。鄉(xiāng)里一時傳為美談。1948年他從美國帶回一個冰箱，在清華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得知校醫(yī)院需要，當即就捐了。

　　父親喜酒，但從不多飲。31歲時曾和另三位先生，一夜喝了十二斤花雕，這是少有的豪放了。父親還很幽默，他在家時常給我們講笑話，比如柏拉圖買面包。(注：嘲笑哲學家的故事。柏拉圖差人去買面包，店老板說，講抽象的柏拉圖買面包嗎？我們只有這個面包、那個面包，沒有抽象的“面包”。于是柏拉圖餓死了。)哲學教授們自稱為“哲學動物”，有時用哲學開玩笑�？箲�(zhàn)初期，西南聯(lián)大幾個教師從長沙赴昆明，過鎮(zhèn)南關時，父親的手臂觸到城墻骨折。金岳霖對我說，司機警告大家，要過城門了，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別人都照辦，只有我父親開始考慮，為什么不能放車外，放和不放的區(qū)別何在，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何在，還沒考慮完，就骨折了。

　　父親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稱“呆若木雞”。一個人的時候就背詩文，最喜韓文杜詩，還有《古詩十九首》。我現(xiàn)在知道他85歲以后從頭開始寫《新編》有多難，我現(xiàn)在才79歲就不行了。

　　1990年12月，父親毀去了皮囊。他去世后，我還能收到寄給他的信。第一次拿到時，心里又凄然又異樣，好像混淆了陰陽界，好像父親還活著……

　　父親很幸福

　　張岱年先生說，我父親做學問的條件沒人能比，他一輩子沒買過菜。我們家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內。父親在家里萬事不管不問。父母像一個人分成兩半，一半專管做學問，一半料理家事，配合得天衣無縫。

　　父親的一生除晚年受批判、受攻擊以外，應該說是比較好的，家庭幸福；高壽；要做的事基本上都做完了。他說他一生得力于三個女子：他母親吳清芝太夫人，我母親任載坤先生，還有我。寫了首打油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yè)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云天萬里飛�！逼鋵嵨页旨也恍�，做飯菜沒法跟母親比。

　　外祖父任芝銘公是光緒年間的舉人，同盟會成員，一輩子憂國憂民，浮夸風盛行時，河南餓死人很厲害，他有機會就說，到了北京更要說。不知道是否有點作用。

　　母親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讀書，當時是女子的最高學府。我在清華附小讀到三四年級，抗戰(zhàn)了，有一年沒讀書，到了昆明后接著上學，等于跳了一級，功課跟不上，母親就輔導我，雞兔同籠四則題等，都是母親教的。母親的手很巧，很會做面食。朱自清曾警告別人，馮家的炸醬面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則會漲得難受。家里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孩子教養(yǎng)、親友往來，都是母親一手操持。小學布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寫：“一個家沒有母親是不行的。母親是春天，是太陽。至于有沒有父親，并不重要。”

　　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時，大家在困難環(huán)境中互相幫助。王力夫人的頭生兒子，是母親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訴我，王先生進城上課去了，她要臨產(chǎn)，差人去請馮太太，馮先生也來了。后來是母親抱著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我們家其實沒過幾天好日子。父親一生最幸福的日子是在清華園。30年代，工字廳西南側有三棟房子，甲乙丙三所，梅校長住甲所，我家住乙所。后來到昆明，生活非常苦�？箲�(zhàn)后期通貨膨脹，什么都值錢，就是錢不值錢。一個月的工資有幾百萬，不到半個月就用完了。聯(lián)大教師組織了一個合作社，公開賣文、賣字、賣圖章，父親賣字，可是生意不好，從來就沒開過張。倒是家旁邊有個小學，母親就在院里弄個油鍋炸麻花。我?guī)湍赣H操持家務。

　　三年困難時期，鄧穎超送給母親一包花生米，就算是好東西了。當時有“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的說法，比如十七級以上的干部有糖豆，什么級別的補貼什么。炒個白菜也是好的。改革開放后我去外面買菜，看到那么多品種，高興得不得了，沒有經(jīng)過的人都不能理解。那些日子，都是靠母親精打細算熬過來的。

　　1977年，母親突然吐血，送到醫(yī)院，都愛理不理的，有個女醫(yī)生還說，“都83了，還治什么治�。课疫�活不到這歲數(shù)呢。”有一次，母親昏迷中突然說：“要擠水，要擠水。”我問她什么擠水，她說，白菜做餡要擠水。我的淚一下子就滴了下來。

　　父親很委屈

　　這些年，有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有些人想怎么說就能怎么說，不用負責任的，這是文革遺風。很多不實之詞，加在父親頭上，有些是無中生有，有些是深文周納，是文字獄。魯迅曾有詩云：“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我很樂觀，擅自改了兩字“積毀難銷骨，長留紙上聲”。事實終究是事實。

　　先說和江青的關系。我們不認得江青，她曾到地震棚來看望我父親，是周培源先生和北大黨委陪同的，大家都認為她代表毛主席，數(shù)百學生聚集高喊：毛主席萬歲。可見大家都是這么看的。北大學生喊“毛主席萬歲”，第二天黨委就讓他表態(tài)，當時隨便什么事都要表態(tài)，不可能不表態(tài)的，感謝主席的關懷，來看望大家。這個就變成我父親的一個罪狀，我覺得他太可憐了。

　　進梁效也是北大黨委來調動的，這是組織調動，能不去嗎？不僅我父親，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應該理解。一來沒法拒絕，二來那時候認為是黨的信任，很光榮的。至于江青在黨內篡了權，這些老先生們能知道嗎？現(xiàn)在有些人不顧事實，硬說馮友蘭寫詩給江青，還說這是人格分裂等等。他從來沒有寫詩給江青。如果捏造事實，上綱上線，一個有理性的社會是不允許的。我覺得這么多年，父親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批判、謾罵和打擊，成為眾矢之的，卻不發(fā)瘋也不自殺，仍然在他的哲學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近年來，出現(xiàn)了不少口授歷史的書。和朋友們談起，都覺得其中以訛傳訛的事很多。本來聊天可以任意月旦人物，可是落到紙上，還要稱為歷史，就要有根據(jù)，瞎說是不行的。

　　何兆武在《上學記》里面又說父親寫詩吹捧江青，“爭說高祖功業(yè)大，端賴呂后智謀多”，我請教該詩見于何處。何先生查不出來，承認自己記錯了。出版者三聯(lián)已經(jīng)向我正式道歉了。這是合乎常理的態(tài)度，應該提倡。我希望大家都能尊重事實，根據(jù)事實可以做出不同評價，如果事實是編造的，你的評價能成立嗎？

　　1932年，教育部請父親出任高教司司長，他辭了。1934年，他從東歐回來，發(fā)表演講《在蘇聯(lián)所得之印象》，被國民黨當局懷疑是共黨分子，逮捕，差點遭牢獄之災。1943年，聯(lián)大國民黨黨員還推舉父親致函蔣介石，要求他開放政權，實行民主，建立憲政。他不想做官，他只希望國家富強，老百姓生活得好。至于他自己，有這樣高的學術上的地位，他并不要求什么。

　　如果說父親有什么錯的話，他的缺點就是過于信任了，一個哲學家不應該像老百姓那樣，應該有自己獨立的思考。人們可以這樣要求他，但請注意，那個時代慘狀的出現(xiàn)，是長期“思想改造”的結果。

　　1949年以后父親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對象，因為他有思想。張岱年就說過，馮先生地位特殊，不僅沒有“言而當”的自由，甚至沒有“默而當”的自由。

　　1952年，他訪問印度回來，剛到清華，還沒進家門就被學生圍攻批斗。他屢次檢查過不了關，已經(jīng)都剝光了，還過不了關，金岳霖、周禮全來看望他。金岳霖說：“芝生，你有什么事就交待了吧�！眱扇吮ь^痛哭。

　　文革中，父親已經(jīng)71歲了，天天有人沖來抄家，搬把凳子擱院子里，要父親站在上面。家里貼滿了打倒的標語大字報，鋪天蓋地，到處貼封條。衣服都封起來了，天冷了，封條不敢拆，父親就披條麻袋御寒。他的輸尿管不通，腰上掛著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時連連跌跟頭，還是要繼續(xù)走。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馮聯(lián)絡站。我不明白，對手無寸鐵的讀書人，何苦至于此，何至于如此對待。

　　1966年春夏之交，我在哲學社會科學部，那是僅次于北大和清華的文革先進單位。我跟何其芳、俞平伯等一起挨批斗，紙糊的高帽子上寫了我的罪名，就是“馮友蘭的女兒”。那天回到家，如果手頭有安眠藥，我肯定就不在了。后來一想，是馮友蘭的女兒有什么罪，我偏要活著。我就不死！

　　1973年批林批孔時，父親在哲學系例行的政治學習會上發(fā)言(要知道，學習會是人人都必須參加的)，《對于孔子的批判和對于我過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又在北大老教師批林批孔會上作《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斗爭》的學習發(fā)言，這都是例行的小組發(fā)言，被全國各大報轉載，父親并不知情。

　　父親參加“批孔”，有其內在原因，二十年代，父親在《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一文中，就對孔子提出過批評，這是學術問題，這里不能詳細地說。當時批孔來勢兇猛，黑云壓城城欲催。父親被放在鐵板上烤，他想脫身——不是追求什么，而是逃脫被烤。他已經(jīng)快80了，要留著時間寫《新編》。再關進牛棚，就沒有出來的日子了。另外，父親的思想中是有封建意識的，他對毛澤東有一種知己之感，對毛主席的號召要說服自己努力跟上，努力跟上也是當時許多老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

　　他有《新編》沒寫，那是他最大的心愿，他有他的使命感。現(xiàn)在我不能理解，不批評為什么會造成那種環(huán)境，而批評個人頂不住。我想我們會越來越明白。

　　我要做完我的事

　　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星期剛剛給我開了一個座談會，為“馮鍾璞先生八十壽辰宗璞文學創(chuàng)作六十年”。我并沒有立志當作家，但我一直有寫作的興趣。我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其實是一篇寫滇池月光的散文，15歲寫的，現(xiàn)在找不到，就把19歲發(fā)表的短篇《A.K.C》算第一次發(fā)表作品。之前17歲還寫過一篇小說。

　　“野葫蘆引”是我一定要寫完的，《南渡記》和《東藏記》已經(jīng)出了單行本，東藏得了茅盾文學獎，現(xiàn)在正在寫的《西征記》以投筆從戎的學生為原型，有一部分要直接寫戰(zhàn)爭，我擔心寫不好，也沒有辦法。我多年來寫作都是在業(yè)余、事余和病余進行，是“三余作家”�？梢约由线\動之余，和老之余，就是“五余居士”了�，F(xiàn)在運動沒有了，“四余居士”也可。

　　另外，在中國寫小說不容易。我下放回來后寫了篇小文章《第七瓶開水》，下筆寫了第一句話：天下的母親都愛自己的兒子。后來一想，不行，這不是人性論嗎，要批判的，趕緊改掉了。但這句話我卻永遠記住了。后來我發(fā)明了“心硬化”這個詞，就是說在革命中，人人要硬下心腸來說假話。

　　但不管怎么說，我還是要堅持，把我的小說寫完。父親寫完了他的新編，我也能寫完我的東西。

　　我寫小說�？嘤诰心嘤谑罚瑲v史是啞巴，要靠別人說話。我很同情它。但我寫的又是小說，里面有很多錯綜復雜的不明所以的東西，真是“葫蘆里不知賣的什么藥”。人本來就不知道歷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寫的歷史。所以人生真是個“野葫蘆”，沒法太清楚。那為什么還要“引”呢？因為我不能對歷史說三道四，只能說個引子，引你自己去看歷史，看人生的世態(tài)。

　　我寫過一個“自度曲”表達自己的創(chuàng)作情懷：人道是錦心繡口，怎知我從來病骨難承受。兵戈沸處同國憂。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悠悠！托破缽隨緣走。造幾座海市蜃樓，飲幾杯糊涂酒。癡心腸要在葫蘆里裝宇宙，只且將一支禿筆長相守。(記者　陳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