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對于清朝的衰亡具有極為明顯的深遠影響，因此，理應放在清史重要的位置上給以足夠豐富的客觀陳述
清史自然應以清朝為敘事主體，但清史不應簡化為清朝政府史，更不應回歸為帝王將相史。清史是清朝統(tǒng)治期間中國社會的整體歷史，理應包括中國社會發(fā)展變化過程中的基本脈絡與全部內容。太平天國是清朝，也是中國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且水平最高的一次農民戰(zhàn)爭，對于清朝的衰亡具有極為明顯的深遠影響，因此理應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給以足夠豐富的客觀陳述。如果把敘事主體誤解為編纂者的立場與視角，那就會混同于《平定粵寇紀略》，當然也不能疏離清史編纂體例，寫成獨立的太平天國史。
但是，由于太平天國從一開始就有推翻清朝并建立自己國家的奮斗目標，永安期間已有政權雛形，定都天京以后更具完備的國家形態(tài)，這就帶來若干令人困惑的問題。很明顯，太平天國與清王朝之間是你死我活的爭奪中國完整統(tǒng)治權斗爭，因此不可能存在相對穩(wěn)定的“一國兩治”，即兩個敵對政權之間的長期共存，哪怕是短暫的存在。同時，清朝與太平天國對中國疆域的認知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所追求的又都是獨立統(tǒng)治全中國，因此又不可理解為兩個中國。再則就是清朝與太平天國時間統(tǒng)治的地區(qū)往往是犬牙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以雙方戰(zhàn)線很長，流動性更大，很難形成較清晰的政治版圖具體印象。所有這些，都增添了不少陳述與判斷的困難。對于這些困惑問題的理解，雖然不必寫進主體清史，但可能仍需作必要的討論與澄清，以利于編纂工作的總體把握。
●對于太平天國的功過應作實事求是的客觀陳述，既不必溢美，更不宜苛求
王船山曾經(jīng)說過:“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此三衡亦適用于太平天國，這里著重說說太平天國的是非功過。
是非能上歷史臺面的都是大是大非。就大是大非而言，問題非常清晰，即所謂“造反有理”。實際上也并非所有的造反都有理，要看是造誰的反。清季咸同年間，統(tǒng)治者愈益走向昏庸，對外難以抗御列強入侵，對內橫征暴斂，激發(fā)民怨沸騰。太平天國從總體來說仍屬“官逼民反”，實乃民族矛盾與社會矛盾交相激化的結果。民眾奮起反抗清朝的暴虐統(tǒng)治，僅此一點即可肯定其為“是”。
但是功過則相對難言。其所以難，是由于歷史記憶從來不利于失敗者，“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失敗者被妖魔化乃是常見的共同結局。就太平天國而言，雖然較優(yōu)勝于歷次失敗的農民戰(zhàn)爭，既有自身大量文獻的遺存，又不乏若干比較客觀乃至有所同情的客觀論述。加以孫中山從一開始就把洪楊革命看作自己的前驅，所以，民國時期對于太平天國史料的搜求與研究亦有顯著的成效。然而，從有關太平天國的歷史文獻總體而言，仍然是負面論述占絕大部分，正面論述占小部分；而正面論述之稍具體且可作為論述依據(jù)者，尤屬鳳毛麟角。這就給我們進行功過判斷帶來較大困難。
同時，對功過判斷的標準存在著誤區(qū)。農民戰(zhàn)爭如果說有功，主要表現(xiàn)在哪里？我認為主要是破壞，反抗就是破壞，暴力反抗更多的是破壞。太平天國盡管在定都天京以后頗有開國氣象，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乃至外交諸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樹，但其主要工作仍然是戰(zhàn)爭，太平天國可以說是14年與戰(zhàn)爭始終相伴，在戰(zhàn)爭中興起，也在戰(zhàn)爭中衰亡。太平天國并不太平，他們雖然期望在人間建立幸福美好的天國，但由于始終處于清朝圍困與鎮(zhèn)壓之中，所以最終也只能留下一部戰(zhàn)爭史或戰(zhàn)亂史。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要求他們在浴血奮戰(zhàn)之余營造偏安于江南的局部盛世景象。
事非經(jīng)過不知難。孫中山就很懂得革命建國的困難，早在1912年4月，他已感到某些無奈:“現(xiàn)在人民每謂共和不如專制，不知共和的結果，須在10年以后。譬如生子雖好，反哺必在二十年以后，不若產(chǎn)下數(shù)月，即望食報可乎？”(《國父全集》，第2冊，臺北，1981，第230頁。)以孫中山思想理論之卓越，以同盟會綱領之完備，以民國初年政府人才之濟濟，尚且有如此深沉的慨嘆，后世之人又有什么充足理由對舊式農民戰(zhàn)爭作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政績要求？
太平天國的破壞之功，主要表現(xiàn)在對清朝統(tǒng)治的勇敢挑戰(zhàn)與沉重打擊，其影響不僅表現(xiàn)于當時而且更為彰顯于事后。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亦即太平天國滅亡三年之后，所謂“中興將帥”之首的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曾作推心置腹的長夜之談。曾說:“京中來人所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zhí)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說:“天下治安統(tǒng)一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勢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額良久，問曰:“然則當南遷乎？”趙答:“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曾說:“本朝主德正，或不至此。”趙最后明確指出:“主德正矣，而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chuàng)業(yè)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痹鴩唤倾と�，哀嘆道:“吾日夜望死�！�(《趙烈文日記》，轉引自劉夏生《張謇傳記》，上海書店1985，第158-159頁。)
在19世紀60年代，清朝雖然經(jīng)歷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但在鎮(zhèn)壓民眾反抗的范圍內仍然屬于強勢的一方。太平天國的崛起，使清朝徹底暴露其外強中干的虛弱。太平軍從金田起義到定都天京，到西征北伐，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清王朝長期恃為干城的八旗、綠營已經(jīng)成為不堪一擊的朽物，于是只有借助地方武裝，借助各地漢族知識精英組織的新興團練(以后發(fā)展成為成建制的湘、淮諸軍)，來維持自己搖搖欲墜的統(tǒng)治，并且逐個鎮(zhèn)壓、平定各地各族人民起義。太平天國的覆滅標志著國內大動蕩局勢的暫時結束，并且讓清朝政府贏得20年的短暫相對安定，可以騰出手來推行所謂“同光新政”。但清王朝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是極為巨大的，清軍有生力量的損失慘重，多年戰(zhàn)爭造成的經(jīng)濟與財政上消耗也是難以估算，而更為重要的是政治重心的下移外傾，中央政府的趨于虛弱，已使“外強中干”有了新的含義。這是一個無可逆轉的發(fā)展趨勢，洋務新政的實施加強了這個趨勢，從東南自行互保到辛亥各省獨立，實乃水到渠成，勢所必至。由此更可以看清趙烈文所謂不出五十年而抽心一爛，土崩瓦解，九州無主人自為政的預言，是多么具有前瞻性。
歷史前進總是由于多向度合力的推動，因此不能孤立地過分夸大太平天國的作用，但太平天國畢竟是推動諸力中較大之一股。太平天國對各地反動勢力的掃蕩，是否觸動固有的生產(chǎn)關系(如土地占有、人身依附等)，乃至蘇浙省等地區(qū)的某些政策措施是否有利于工商業(yè)的發(fā)展等等，都是需要深入進行探討的重要問題，不宜作簡單化的推理論斷。總之，對于太平天國的功過應作實事求是的客觀陳述，既不必溢美，更不宜苛求。
●我不贊同把邪教一詞引入宗教性質判斷，更難以茍同把上帝教貶之為邪教
宗教區(qū)分正邪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浇痰霓k法曾經(jīng)非常簡便，就是由教廷說了算；但只有異端與異端分子之稱，并無邪教的說法。從12世紀下半葉開始，西歐各國世俗政權已有制裁異端之舉，并且得到幾位教皇的認可。1220年教皇洪諾留三世通令組建異端裁判所(Inquisition)，也可譯為宗教裁判所或宗教法庭，其后法、比、意、西等國先后成立。裁判所以教皇為最高首腦，裁判官由教皇任命且不受地方教會與世俗政權的制約。裁判所不僅殘酷迫害宗教界的“異端分子”或“異端嫌疑人”，而且還迫害其他反對封建勢力的進步人士，包括進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學家。異端裁判所已成為歐洲中世紀所謂“千年黑暗”的重要標志，它隨著教皇權勢的下降而逐漸衰落，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即銷聲匿跡。
邪教是中國歷史文獻上的固有名詞，但正如夏春濤先生所言:自唐、宋以降，“‘邪教’概念便約定俗成，成為官方貶斥民間宗教的代名詞”。所以道光九年出版的《破邪詳辯》一書作者黃育楩便說:“邪教一流，始自后漢妖人張角、張梁、張寶，下迨晉、隋、唐、宋、元、明，歷代皆有邪教�！庇纱丝梢钥闯�，中國傳統(tǒng)所謂“邪教”，與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所謂“異端”大體相近，即主要還是從政治方面著眼。凡被認為對其統(tǒng)治(包括教權與治權)構成威脅者，均稱之為“邪教”。
我不贊同把邪教一詞引入宗教性質判斷，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政治性詞語。我更難以茍同把上帝教貶之為邪教。上帝教雖然受基督教很多影響，而且大量利用基督教的許多教義與儀式，然而卻很難把它視為基督教的一支，它無非是帶有某些基督教色彩的中國土生土長的民間宗教之一。因此，宗教志的基督教篇沒有列入上帝教的內容，而通紀同、光朝部分盡可對此詳加陳述。
太平天國是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上最為輝煌的篇章，其規(guī)模之大，延續(xù)之久，政綱、政策乃至多項制度之完備，與軍事、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的建樹，在世界各國農民戰(zhàn)爭史上也極為罕見。這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值得清史編纂工作給以足夠的重視。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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