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兩大主要影響因素仍未消除：一是內外部經濟失衡導致了人民幣升值壓力，這主要表現(xiàn)為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大量、持續(xù)的雙順差；二是我國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于非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或增長)幅度要高于其他國家，也導致了人民幣升值壓力。所以說，目前人民幣升值還遠未到位，人民幣升值可能是一個長期過程，人民幣升值也有利于我國的經濟增長。

　　自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累積升值了21%。但最近，出現(xiàn)了美元轉強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下跌的市場跡象。那么，人民幣升值是否已經到位？或者說，人民幣升值趨勢是否會發(fā)生逆轉并進入貶值區(qū)間？

　　在筆者看來，人民幣升值壓力是由我國的經濟、金融等基本面所決定的。

　　第一，內外經濟失衡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強。在近年來人民幣持續(xù)升值的背景下，我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仍保持了巨額順差。2005年至2007年，經常項目順差分別為1608、2499和3718億美元；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分別為630、100和735億美元；2004年末至2007年末，外匯儲備由6119億美元增長到15280億美元。

　　其實，外部失衡是內部失衡的延伸和反映。按照國際經濟學基本原理，國內儲蓄投資的差額等于經常項目的差額。另從宏觀和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是決定該國儲蓄、消費和投資行為的最根本因素。而人口贍養(yǎng)率較小幅度的下降將導致儲蓄率較大幅度的上升，但投資增幅相對較低，當儲蓄大于投資時，就會出現(xiàn)經常項目順差。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人口贍養(yǎng)率已從1989年的50.3%下降至2002年的42.3%，這一因素導致了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儲蓄持續(xù)大幅增長，經常項目出現(xiàn)持續(xù)的巨額順差。根據(jù)世界銀行預計，我國的人口贍養(yǎng)率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仍將繼續(xù)下降�？梢灶A期，未來我國經常項目仍將保持順差，順差額所占GDP比重將先上升后回落。

　　再從資本和金融項目來看，我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典型代表，擁有巨大的投資機會和潛在的消費市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似乎也會繼續(xù)保持增長態(tài)勢。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我國的實際情況也驗證了這一點。

　　顯然，長期的經常項目的巨額順差以及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順差，將使人民幣匯率處于持續(xù)的升值壓力之下。

　　第二，部門間勞動生產率差異也導致了人民幣升值壓力。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我國工業(yè)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期大于其他部門增長，成為帶動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引擎，且這種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有進一步擴大趨勢。由于貿易品大多集中在工業(yè)部門，非貿易品集中在服務業(yè)部門，工業(yè)部門相對于服務業(yè)部門的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反映了前者相對于后者的較高勞動生產率增長。

　　由于各國間非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水平相差不大，且與經濟增長關系較��；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水平相差較大，且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密切。所以，各國間的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之間的相對生產率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各國間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差異上。同時，一國經濟增長及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對其貿易部門的生產率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這樣，經歷高速經濟增長的國家(嚴格意義上說，該國經濟增長率高于按貿易國的貿易額加權的經濟增長率)，其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較快，會導致實際匯率升值。這就是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正如巴-薩效應所揭示的那樣，在一個經濟體中，如果貿易品部門較非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更快，那么相對于貿易品的非貿易品價格就會上升。

　　在本國不具備國際市場定價能力的前提下，實現(xiàn)非貿易品價格上升的渠道有兩條：一是貨幣對外升值。在貿易品的國際市場價格給定前提下，本幣升值將降低出口品、進口品、進口替代品等貿易品的國內價格，非貿易品價格相對貿易品價格會上升；二是貨幣對內貶值，在名義匯率不變且貿易品的國際市場價格給定情況下，本國價格水平上升將由非貿易品承擔，非貿易品價格相對貿易品上升。這兩種渠道都意味著實際匯率的上升。

　　但是，由于我國在匯改前實行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導致匯率調整的壓力沒有轉化為實際的匯率調整。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就面臨了持續(xù)的升值壓力，恰好在1994-2002年期間美元處于升值周期，美元升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但在2002年以后，美元持續(xù)貶值，這與人民幣升值的趨勢相反，由此凸現(xiàn)了人民幣匯率的扭曲。

　　這表明，一是內外部經濟失衡導致外匯供給與需求失衡，過度供給的外匯導致了人民幣升值壓力，這主要表現(xiàn)為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大量、持續(xù)的雙順差；二是我國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于非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幅度要高于其他國家，也導致了我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實際匯率升值，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筆者認為，鑒于導致當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這兩大影響因素仍未得到消解，以及基于我國的經濟和人口等基本因素影響，可以說，當前人民幣升值顯然還遠未到位，人民幣升值可能是一個長期過程。從這個角度分析，目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和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調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內在要求。反過來說，人民幣升值也將有利于我國的經濟增長。(吳培新 經濟學博士、金融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