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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公民草擬的"法律":上千名人大代表簽名支持

2006年07月19日 06:56

  有感于現(xiàn)有的關于村委會選舉的法律不完善,4年前,他在出租屋里悶頭寫作兩個多月,完成了一部《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立法建議稿。4年來,他費盡周折,試圖讓這部立法建議稿能夠成為共和國一部真正的法律——

  圓明園的一扇側門外,是一片低矮雜亂的紅磚平房。這里的居民,總能看到一個黑黑壯壯戴著眼鏡的單身漢。他時而拎著一堆書,時而捧著大摞資料,時而皮包里夾著自己起草的一部立法建議稿,匆匆經(jīng)過這里的雜貨鋪、小飯館和一家成人用品商店,沿著狹長的巷子走出去。他下定決心要把這部立法建議稿,變成共和國一部真正的法律。

  4年前,這個叫熊偉的單身漢,暫時辭去工作,在一間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開始起草這部《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立法建議稿。他悶頭寫了兩個多月,寫出兩萬多字的草案,第一稿共計十二章一百一十四條。

  接下來,每年人民大會堂召開“兩會”時,熊偉便在他的出租小屋里,將這部立法建議稿的修改稿打印出許多份,揣著它們去聯(lián)系全國人大代表,希望征得他們的支持,由他們提出關于制定《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的建議案或議案。

  至今,這部立法建議稿已經(jīng)五易其稿。4年中,它已累計得到過上千名全國人大代表的簽名支持。

  “我們國家急需這樣一部《村民委員會選舉法》!毙軅サ谋砬槭謬烂C。

  熊偉最初接觸村民委員會選舉,是在1999年。那一年,他作為《湖北經(jīng)濟報》的記者,見證了湖北潛江市董灘村的村委會選舉。這個村子近4000村民參加選舉的還不到200人,絕大多數(shù)選民未經(jīng)委托就被人擅自做主代為投票。為此,當時的村民們正籌備將這個未經(jīng)合法程序選出的村委會“推翻”,重新選舉。

  村里一位老人激動萬分地對熊偉說:“這是我們董灘村的第二次土改!”

  “你想想看,數(shù)千人來選一個村委會,而這個村委會在很大程度上又能改變這些農民的命運!”熊偉說。他開始覺得“這個事情挺有價值的”,“農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感染了我。”

  從那時起,熊偉有意識地開始學習有關村民自治的法律,研究村委會選舉。

  2002年,他在浙江前黃村又見證了另一場選舉風波。選舉大會沒有當眾清點、公布選票數(shù)量,投票結束后,也沒有當場當眾銷毀剩余選票或剪角作廢,村民們懷疑有人暗箱操作,甚至暗中操縱選舉。當有村民從選票印制點得知印制的選票數(shù)量遠遠超過選民人數(shù)時,數(shù)百名村民團團圍住了鎮(zhèn)人大工作人員,雙方?jīng)_突21個小時。結果數(shù)名村民被拘。

  這場風波使熊偉意識到選舉程序的重要。加上此前對一些村委會選舉的考察,熊偉認為,村委會選舉中存在大量問題,關鍵在于沒有一部可操作性較強的《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現(xiàn)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有關村委會選舉的只有6條、500多字,太簡略,可操作性差,“村委會選舉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tài)!

  也是這一年,熊偉開始構思起草《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立法建議稿。

  他記得初稿寫完時,自己已經(jīng)“彈盡糧絕”。向朋友借了100元,勉強支撐了一個星期。不過,“這可是關系八九億農民的大事!毙軅M懷信心地說。

  像這樣盤算“國家大事”,熊偉已不是第一次。

  1994年,熊偉還是湖北荊門熱電廠一名普通工人時,便寫下了一份洋洋萬言的建議書《位卑未敢忘憂國》。這份手寫的建議書沒有寫抬頭,只在信封上寫下北京高層某某收,便寄了出去。

  這位湖北荊門大學政史專業(yè)90級的畢業(yè)生,在建議書里自稱“作為一名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提出了20多條建議,比如“修改刑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建議中紀委在全國設立辦事處”、“建議發(fā)起‘少年足球工程’”、“三峽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動威脅”等等。

  萬言書寄出去后沒有回音,再寄。如此往復,熊偉共寄了4次,依舊沒有回音。最后,熊偉又追加了一封掛號信。信中稱,根據(jù)憲法規(guī)定,公民有權利給國家提建議,“你們應當給出回復,我現(xiàn)在再寄一份,如果再收不到回復,我將向法院提起訴訟”。

  這一次,他收到了來自國家信訪局的一封回信;匦耪f,有關建議已經(jīng)轉到相關部門辦理。從此杳無音信。

  不過熊偉并未死心。為了讓自己的建議直達中央,他找到了一條新途徑。

  1998年,熊偉開始到圖書館排查式地一摞摞翻閱報紙,尋找有關全國人大代表的各種報道。他從報道里查到代表們工作的單位,再通過電話查詢或翻看黃頁,找到單位地址,然后便將他的建議書一份一份地給代表們寄去。

  “人大代表說話分量重,他們要提建議一定能得到回復!毙軅ギ敃r這樣認為。

  一度,他還找到一本《民主黨派中央委員名錄》,從厚厚一冊名錄中,排查出6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然后給每位代表寄去一份建議書。結果,他只收到兩位代表的回信。

  1999年“兩會”,熊偉把補充修改過的《位卑未敢忘憂國》托湖北一位農民代表捎帶進京,轉交給朱總理。但這位代表把信交給了大會搜集議案的工作人員。很快,他接到了電話,詢問他的用意。

  熊偉在電話中鄭重解釋:“國家大事嘛,我就是關心一下。”

  這一年,湖北代表團坐著火車進京共議國是,熊偉也買了一張火車票,跟著進京,住在代表住地附近的地下室旅社。

  “我就是想多認識一些代表!毙軅フ\懇地說。

  從1999年開始,直到2002年,每年“兩會”期間,熊偉便按時進京。有代表送他一個外號“編外代表”。這位“編外代表”像模像樣地將自己寫的《位卑未敢忘憂國》中的20多條建議分開,做成20多份建議案,每年跑上跑下地去征集代表們的簽名。

  從2002年開始,熊偉的眾多議案和建議案中,加入了這一份《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立法建議稿。這年12月,這份建議稿獲得了31位全國人大代表的簽名,作為議案遞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2003年的“兩會”,這份建議稿的第二稿征集到了155位代表的簽名。2004年“兩會”,它又得到了400多位代表的簽名支持。甚至,它一度得到了10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支持,成為這10位人大常委會委員聯(lián)名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提出的議案。

  “我們在制度設計上是有創(chuàng)新的。”熊偉用手捋了捋緊貼在大腦門上的有些自來卷的頭發(fā),自豪地評價自己的立法建議稿。

  他所說的“創(chuàng)新”中,包括村民會議召集人制度的選舉設計。這一設計,是熊偉在指導河北石家莊東營村的村委會選舉時萌生的。當時該村“兩委”辭職,鄉(xiāng)里又不支持村委會選舉,無法召開村民會議。

  事實上,從2004年起,熊偉便不間斷地關注和指導東營村的選舉。這個工作并不簡單。一次,他建議村民應當設立秘密投票間。可是村民對此完全沒有概念,找了村里一間車庫,放了兩張桌子,投票時,大家一涌而入。“他們以為秘密投票間就是一間房子!毙軅フf著笑了。

  “我就是要告訴村民如何將選舉程序合法化!彼忉尩。

  熊偉對東營村選舉的介入,使當?shù)匾恍└刹俊昂懿桓吲d”。他去東營村,經(jīng)常先由鄰村的村民去接,然后天黑之后再偷偷潛入東營村,因為“我怕不安全”。

  在當?shù),熊偉似乎成了名人。東營村附近好些村子的村民都來找他。他常通過電話指導他們如何進行選舉和村務公開。

  他甚至自掏腰包買書、復印資料給這些村民送去。有一次,他花3000多元復印了《農民如何保護土地權益》、《如何選舉鄉(xiāng)鎮(zhèn)人大代表》等資料,讓復印店老板幫忙搬上前往石家莊的火車,結果把這位老板累吐了。

  他一直沒有放棄推動這部立法建議稿成為一部真正法律的希望。他甚至為他的立法建議稿策劃過專家研討會。有的專家認為中國需要這樣一部程序法,而有的專家并不認同。

  2003年,民政部曾向國務院法制辦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報告,建議“將制定《村民委員會選舉法》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guī)劃”。

  但最新的進展是,今年,有關部門已經(jīng)開始啟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修改工作。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表示,可在修改這部現(xiàn)有法律的同時,一并完善選舉辦法,不單獨制定村民委員會選舉法。

  熊偉并不打算放棄。“從修改工作啟動,到最終通過全國人大審議,可能還需要一年多時間,這期間還將會有變數(shù),相關各方會繼續(xù)展開博弈。”熊偉說,“村委會選舉立法到了一個關鍵時期,這將更彰顯公民參與立法的重要性!

  熊偉目前的雄心是,發(fā)動更多人加入到“公民參與立法”的事業(yè)中來。甚至,“我也許可以寫一本書,叫《公民如何參與立法》,教大家怎么聯(lián)系人大代表,怎么寫作建議案和議案!

  去年,他注冊成立了一個文化傳播中心,取名叫“新啟蒙”。

  在法學家蔡定劍看來,這條路并不那么暢通,“但凡事總需要有人來做”,“公眾參與立法,除了公眾立法聽證的形式,公眾在立法的提案權上能發(fā)揮作用,也未嘗不可。”

  熊偉的理解是:“推動有關部門來考慮這個問題,給法律起草部門提供參考,并構成事實上的壓力,公民參與立法的價值就是這樣。”

  “什么時候我給北大學生們講講公民如何參與立法。”經(jīng)過北大西門時,熊偉說。他月租400多元的出租屋離北大很近。在那片低矮、雜亂的紅磚平房區(qū),他在公共澡堂里洗澡,到屋外四五十米處上公共廁所。他平常的飯菜是,用電飯煲做一鍋蛋花湯,存在冰箱里,每到吃飯時,便盛出一碗,用微波爐熱好,再花1元錢買四個饅頭就著湯吃。

  (來源:中國青年報;包麗敏)

 
編輯:邱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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