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之聲

　　當前，“法輪功”組織的邪教面目已經(jīng)大白于天下。“法輪功”就是邪教，已經(jīng)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包括絕大多數(shù) 擺脫了“法輪功”組織控制的原練習者的共識。但是，還有“法輪功”組織的個別成員在李洪志所謂“法輪功”“既不邪，也 無教，何言邪教”、“將來的人會認為（法輪大法）是宗教”的詭辯蠱惑下，仍然執(zhí)迷不悟，繼續(xù)挑起事端；國外一些反華勢 力也故伎重演，硬把“法輪功”問題說成是“宗教信仰”問題，為他們打起“人權”旗號干涉中國內(nèi)政尋找借口。國內(nèi)外極少 數(shù)人的這些所作所為，越發(fā)證明了“法輪功”組織的邪教性質(zhì)，也使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澄清“法輪功”與宗教的區(qū)別。

　　這里有兩條很簡單的標準。

　　一是看最終信仰對象。國外邪教組織層出不窮，是由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濫用信仰和結(jié)社權利，鉆預防性管理措 施不力的空子造成的。但即使是在國外，邪教組織也不都被認定為“宗教組織”，它們的“信仰”也不都是“宗教信仰”。因 為，有的邪教充其量是“迷信團伙”，譬如那些實行“教主崇拜”的邪教組織，當它們用欺騙的手法把一個一樣吃著五谷雜糧 活在現(xiàn)世的凡夫俗子吹捧為無所不能的“超人”，以至完全代替或取消了傳統(tǒng)的宗教世界中作為一切意義和價值本源的“終極 形上存在”（一般表述為“神”或“上帝”等）時，對這個“超人”教主的崇拜就是地地道道的迷信行為，這個組織就是不折 不扣的迷信團伙，與“宗教”不可同日而語。換句話說，區(qū)分體系完善的宗教和形態(tài)粗劣的迷信，只要看看其中的“至高無上 者”是無限的、超越的“神”，還是有限的、功利的“人”，就足夠了。

　　用這個標準一衡量，“法輪功”毫無疑問不過是一個愚昧落后的迷信團伙型的邪教組織，根本無法望及現(xiàn)代宗教 的項背。它的“教主”李洪志目空一切，自吹自擂，聲稱自己高于釋迦牟尼、老子、耶穌，能主宰宇宙，是降臨在當今地球上 的唯一救世主，只有他能把“不可救藥”的人類度到另外的“美好世界”去等等。然而，人們眼里另一個真實的李洪志，卻是 一個為爭一尺地皮對鄰居大打出手的“小市民”，一個拿著“法輪功”練習者的血汗錢置別墅、買綠卡、出入賭博色情場所的 “花花公子”，哪里有一點“神”氣可言。

　　二是看主要社會作用。世界現(xiàn)存的各大宗教，經(jīng)過了上千年的歷史變遷，形成了與各種社會形態(tài)的良好適應性。 它們吸收和表現(xiàn)人類創(chuàng)造的許多精神財富，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眾多信仰者的一種生活方式，在社會各方面發(fā)揮著 特有的協(xié)調(diào)功能和平衡機制。邪教則不然。它之所以“邪”，最突出的標志就是反社會，包括反對社會的基本生活秩序和基本 道德準則，當代中國的邪教尤其明顯地反對社會主義社會，這就使其“自動”地充當了某種政治角色。總而言之，邪教給社會 帶來的是破壞和災禍，是恐慌和痛苦。如此巨大的負面作用，與傳統(tǒng)宗教所起到的主要功效是截然不同的。

　　從7月22日宣布取締“法輪功”組織以來，我們的行動是圍繞消除“法輪功”邪教組織的社會危害作用而進行 的。這些行動表明：對人民利益高度負責的中國政府不會放任邪教恣意妄為。

　　還應該指出，“法輪功”是邪教而不是宗教這個判斷的成立，還在于邪教概念本身的發(fā)展。眾所周知，邪教這個 名詞的使用，在宗教范圍之內(nèi)和宗教范圍之外是不同的，在歷史上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也是不同的，在今天的中國和今天的西 方世界又是不同的。在宗教范圍以內(nèi)，“邪教”是相對于本宗教作為排他性的“正教”、“正法”而言；在中國歷史上，“邪 教”是相對于皇權統(tǒng)治者作為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代表和封建秩序化身而言；而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則基本上沒有與漢語中“邪教” 一詞相對應的詞匯，大體上是采用“極端教派”、“破壞性膜拜團體”等說法。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致力于建立健全社會主義 法治的國家，實行嚴格的政教分離，也從來沒有過“國教”。對于國內(nèi)現(xiàn)有的宗教，黨和政府一視同仁，平等相待，實行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既不會站在特定宗教的立場，也不會用歷史上封建統(tǒng)治者的眼光去評判宗教的“正”與“邪”。我們現(xiàn)在所使 用的“邪教”概念，雖然沿用了現(xiàn)成的傳統(tǒng)詞匯，卻已經(jīng)賦予其新的含義。它不是宗教概念，而是政治概念，特指那些在非傳 統(tǒng)化的非理性信仰和秘密結(jié)社狀態(tài)下采取極端的、邪惡的、破壞的手段達到反科學、反人類、反社會、反政府目的的社會異己 群體。在“兩高”的司法解釋出臺以后，它又第一次成為嚴密的法律概念。司法解釋劃清了正常宗教組織與邪教組織的界限， 也點明了邪教組織與其他非法組織的區(qū)別。在國際反邪教斗爭缺少專項法律武器的情況面前，我們的做法具有重要的理論創(chuàng)新 意義和實際可操作性，是對維護我國公眾基本人權所做出的積極貢獻，也為憲法所確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提供了新的法律保 障。